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是
汉朝。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郡县制的皇朝。由于第一个皇朝秦朝的历史太短，并没有给汉朝留下多少经验以资借鉴，故汉朝的许多统治方法都有待于自己去探索。我们可以看到，汉朝其实做的相当不错，尽管其中也有曲折，但毕竟运转了四百年，给后来的王朝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汉朝以他的创制定例的开拓精神，辉煌的武功，昌盛的文化与科技，标志着中国大一统王朝少年时期精神与活力，他的影响几及于大汉民族的每一个层面，以至于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得到，我们仍与他血脉相连，我们仍可以从汉史中获得信心与勇气。 汉朝的伟大首先在于他确定了一个统一帝国所必须的官方意识形态。秦朝独尚“法”术，由于用政太急太猛，民不堪命，以致于二世而亡。汉初鉴秦之失，用黄老无为而治。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这无疑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发展，巩固统治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用之一久，流弊也随之而生：王国势力过于强大，商人豪强骄横不法，中央孱弱，对匈奴的悔慢侵略难以作为。这些问题如继续下去，对内难以巩固统一的局面，对外形成不了合力，无法保家卫国。 此时有汉武大帝横空出世，他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无为之治”为“有为之治”。汉武的选择，不仅是为汉朝，也是为后世中国二千选定了官方意识形态，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不能没有统一的官方哲学，否则，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纷纭纭，如何维护国家的秩序？汉武的儒学其实并不是孔学，而是儒法合流的荀学。它一方面采取儒家的“仁义”内核，另一方面用法家的尊君抑臣，定刑法，用酷吏。汉宣曾明白说过，“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这套揉合了儒、法的新儒学既有儒家之“仁”，也有法家之“威”，又避免了两家过于极端的一面，成了应付局面的利器。 有人说正是汉武的选择扼杀了中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思想根源。这一说法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世界史是曾经有个的大一统帝国那个没有一套官方哲学，除了中国以外，其它都是求助于宗教神学。相对宗教神学而言，中国的选择要世俗化得多，对思想自由的扼杀程度也较轻。欧洲近五百年前的兴起是有复杂原因的，并不全在于宗教。再说，现代欧洲的繁荣关古希腊、古罗马人何事？古希腊、古罗马早在历史的进程中灰飞烟灭，古文明中，唯有中华，巍然独存，凭此一条，我们就无理由苛责汉武帝。 值得指出的是，汉代虽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且自汉宣帝时起禁封了诸子百家及司马迁的著作，但异端一直存在，西汉末年的杨雄即作《法言》，反对神仙迷信、星占卜筮；东汉初则有恒谭作《新论》反对天有意志、有目的，反对“天人感应”；更有王充作《论衡》，用当时他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已经宗教化了和神学化了的今文经学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些充分说明，汉代的官方哲学对思想自由的禁锢程度并不象想象得那么严重。 汉朝的伟大还在于用他超凡的武功界定了今日中国的基本版图。强汉自汉武大帝起三百多年，四夷无不慑服，直至汉亡后的三国、西晋也能把各自所面对的蛮族收拾得服服帖帖。“五胡乱华”之时，汉人武力虽然失去了对蛮族的绝对优势，但相对优势仍存，东晋、南朝以江东一隅，经济上不能与北方相抗，但军事上始终不输于北方，这正是大汉武威的余风所致。 汉武大帝有着无比的好奇、无穷的精力、无上的斗志。他“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不但把趁秦末动乱而割据自王的朝鲜、东越、闽越、南越一一削平，又从匈奴处夺回秦河套地，更是首次将云贵、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纳入版图，将汉军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云贵高原，帕米尔之巅。汉武多次主动发起对匈奴的作战。经漠南、河西、漠北决战后，为患中国上百年的匈奴竟一厥不振，被迫向西远徙。汉宣之世，匈奴更是内部分崩，先是五单于争立，后则分为两部分，南部呼韩邪单于向强汉称臣，依汉而苟存；北部郅支单于则只能在漠北阿尔泰山一带作些对西域的骚扰作战，再不敢南下牧马。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属国兵远征窃据康居的郅支单于，郅支竟被一战授首。至此，大汉民族的兵威至于极点，陈汤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发出了大汉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强音：“明犯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遥想先祖伟大当年，不禁血脉贲张！如此豪语，何时得以复闻。 东汉的武功不及西汉，且在对待异族的国策上犯了致命错误。他听任羌人入居塞内，处金城一带，以致后世由于人口激增，经济不济，羌人起而造反，成了汉之大患，要费时二十年，竭尽国力放将其镇压；他又听任南匈奴入雁门、上谷、代郡一带，虽汉世无患，却给后世“五胡乱华”埋下了乱阶。但东汉皇朝于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和帝永元元年（89年）、永元二年、永元三年四次大破匈奴，勒石燕然山，降匈奴二十余万，迫匈奴余部向西远徙，永离蒙古高原，如此丰功，在后世只有大唐破突厥可比。而班固等人几乎以一已之力，为国经营西域，控制西域政局达数十年之久，这等孤胆英雄，几乎是大汉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绝响。 汉朝的伟大还在于汉朝是个人文灿烂，科技发达的时代。在史学方面，西汉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则有班固的《汉书》。前者首创了中国的纪传体通史例，后者则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司马迁的史“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把历史仅仅从“使乱臣贼子惧”的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班固的《汉书》“不激昂，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他采用司马迁的体例，但比之更严密。两者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文学角度看，都可算得上是中国的散文名著。汉代的文学作品也十分丰富，主要形式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主要的文学家除司马迁、班固外，还有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杨雄、张衡以及一大批无名作者。《服鸟赋》、《子虚赋》、《七发》、《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过秦论》、《论贵粟疏》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称得上的精品名著。 从科学角度看，汉代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朝代。汉代发明了纸，积累了一些基本的化学知识，完成了农具与兵器的铁器化。中国古代传统的医、农、天、算四大学科，均在汉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医学方面，汉代代表性的著作有《神农本草经》与《伤寒杂病论》。前者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后者为张仲景所作，一直到现在还是我国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性著作。在农学方面，汉代代表性的著作有《汜胜之书》，为汉成帝时“议郎”汜胜之所作。该书总结了农业生产六个基本环节和技问题，总结了禾、麦、桑等十多种农作物的栽培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农书和作物栽培理论的基础。在天文方面，汉代完成四部历法，即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这几部历法一部比一部进步，在对日月五星视运动的各种周期，和有关天文常数的测定方面取得了很高的精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汉代在天文仪器和天象记录方面的进步十分显著。最突出的成就如有张衡的浑天仪，有准确的太阳黑子的记录，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星和超新星的记载等。在算学方面，汉代的代表性著作有《九章算术》。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数学著作。它标志着我国古代以算筹为计算工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数学体系的形成。《九章算术》在抽象性、逻辑上的严谨性和系统性方面远不及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但它在运用算筹算法，用十进制，在解决实际计算问题方面远超过古希腊的数学体系。除此之外，汉代在地图测绘，在炼钢等技术方面远远地走在世界前列。从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与现代地图相当接近，汉代的炒钢、百炼钢和铸铁脱碳钢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欧洲用炒钢冶炼熟铁技术要比中国晚一千九百余年。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回望二千年前的汉朝，那是一个多么绰厉奋发，慷慨激昂的时代；那是一个多么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的时代！又多少成语典故产生于此，又多少英雄美人让人荡气回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投笔从戎”、“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画地为牢，终不可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金屋藏娇”、“断袖之癖”、“绝世独立”、“倾国倾城”等等故事你还记得吗？伟大的汉朝是中华民族的奠基期，没有汉朝的伟烈丰功，大汉民族的历史将是多么逊色；没有大汉王朝多方面的开创之功，东亚文明又如何傲立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