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发动侵华战征?

一个人的愚蠢疯狂和一群人的愚蠢和疯狂,所造成社会破坏终究是有限的。假如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一起愚蠢疯狂起来,那就太可怕了。不仅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还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极端的政治宗教势力,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大狂,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转化成一种自觉的全民性的暴力活动,这就是战争,这种事例从古自今太多了。我们的史学家往往简单的归罪于统治者的残暴欺骗与贪婪,但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很多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里,他们的民众和统治者一样是战争狂热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着某种强烈和神圣的使命感,并疯狂而又勇敢的投入之中,很少有人认识到那是错误和犯罪,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统治者才能轻易的发动和扩大那种战争,有时候统治者甚至是被民众狂热推向了战争。

很多社会性暴行的运动和战争都是在看似正义的口号和旗帜下进行的。发动运动或战争的人,和那些在运动中或战争中积极参与和英勇作战的人。一开始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只是在时过境迁后,在给世界和社会带来严重灾难,而他们自己也受到了严厉的报应时,他们中的有些人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非人性和丑恶。就拿侵华战争而言,许多日本士兵原本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却没有因为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相反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象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曾经历过,如文革,几乎全民族都卷进了,又有多少人先知先觉认为它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对文革的清算是在过了十年以后,才意识到这场运动是错误的毁灭性的运动。那些日本侵华日军,有几百万之多,其中还有被长期殖民化后忘掉国籍的朝鲜人和台湾人,他们不也是在所谓正义的口号和旗帜下,来到中国烧杀强虏的吗?

***产党人认为,广大日本人民和士兵是被欺骗的,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不想为日本侵华辩解,但是我很想知道,在日本军方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让那些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来到中国,由人变成了野兽?我不相信那些士兵天生的是强奸犯和杀人犯,他们也许在国内都是些优秀的合乎道德标准的好青年。还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非日本籍的如朝鲜人台湾人被卷入进来。当你看到有那么多朝鲜人和台湾人在听到日军取得什么胜利后,自发的跑到街上欢呼时,你做什么感想?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汪伪政权,还有一个满洲国? 仅仅是某些人的欺骗和强迫造成的吗?其中原因一定很复杂,只不过我们硬给简单化了,归之为其本身卖国贼的本性。我们应该听听这些人当时是怎么想怎么讲的,这样才能了解到当时他们的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很难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时间湮灭了许多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再了解事情的真相了,有些甚至是在人们的鄙视下被某种情绪掩盖了,没有人愿意认真的研究一下被他们唾骂的对象。

据历史资料记载,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并没有做什么战争动员工作,“九一八事变”甚至是军方一些人一手导演的,而他们的首相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可以说侵华战争是在日本整个国民狂热推动下才越演越烈的。当时在日本政府中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但日本军队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植了满洲国。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连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承认满洲国。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不仅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还激怒了广大的日本的民众。1932年5月15日,在全国民众舆论的纵容下,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和狂热的日本国民控制下的政府。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国联进行表决,以四十一票对一票(一票为日本)通过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日本的代表松冈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大会一片谔然。松冈回国后却受到了国民热烈的夹道欢迎,日本国内的舆论一致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这种狂热的气氛,尤其是军人的狂热,虽然让政府中的文官集团倍感担心,并采取抑制军队的措施,但在与军人的权利争夺中,文官集团的所有努力最后都化为了泡影。

为什么在日本会出现这样一种国民狂妄的思想情绪呢?谁在操纵这这一切呢?这也许和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工业化,军事变得强大起来,日本是唯一没有被白人征服的亚洲国家,在有色人种中,大和民族是唯一能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民族,这一事实让它的国民倍感骄傲,这在年轻的军人中更是如此。于是原有的民族自大狂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被强化了,那种势力扩张思想也迅速的膨胀。在“爱国”思想的教育下,它的国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所谓的责任感,就象我们在文革中想要解放全人类那样,日本人觉得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亚洲,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洲新秩序。大部分日本人觉得这个亚洲应当是日本的亚洲,只有日本人才能让亚洲人民幸福和发展。那时的日本人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当他们看到那些白种人在亚洲四处插手时,就难以忍受了。当他们看到亚洲各国的混乱以及它们的政府的落后腐败,更是觉得自己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亚洲了,“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了。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他们的“理想”,逐渐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较早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国家,为了满足其资源和市场的需求,势必要寻求“海外”原材料基地和商品市场,这是其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当时很难建立起以经济原则为核心的全球市场,有时不得不靠武力来获得。这就必然要和那些处在封建或蒙昧制度下的国家发生冲撞,于是很自然的产生殖民主义的侵略行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天生的敌人,必需要消灭封建割据,资本主义才能够发展。这不仅仅是日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日本处于岛国,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要想发展就必须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因此它目标很容易的就放到了它的邻国身上。在当时日本的不采取扩张手段,其经济就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只有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稳定的亚洲市场,日本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军事大国,才能完成它的“黑白对抗”的政治主张。当看到无法用和平的手段获取时,以及亚洲被欧美渐渐殖民化时,它自然难以按奈了。加之大亚洲主义思潮的兴起,就使得日本有了足够的借口来“拯救”(实际上是统治)亚洲了。想想如果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话,当时也进入到了相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会怎么样?也同样不会坐视亚洲落入他人之手。而无动于衷的,也同样会出现殖民扩张的思想。殖民扩张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

对中国,日本人早就觉得自己有权利和义务了,他们曾在东北和俄国人打,也和德国人打,既是利益之争,也是出于这种民族自豪感和所谓的“责任和义务”。在“大东亚***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的日本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从二十世纪初起,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的。使日本人觉得自己是在帮助中国人,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大部分是在日本接受过先进教育,中国革命就是接受了日本的影响,他们曾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支持。所以很多日本人理所应当的认为中国的事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使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反对他们。

当他们企图以本土朝鲜满蒙和台湾为基地,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以此为资本来和欧美抗衡时。由于在东北问题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而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抵抗,在中国全国上下出现了反日排日运动,这让日本人很难忍受。他们进一步扩大了侵华战争,企图消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扶植一个亲日的傀儡政府,完成他们“大东亚***荣圈”目标。

找出当时日本的报纸,会看到很多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反日和排日运动不满的言论,甚至有人觉得中国是“忘恩负义”。他们既不能容忍中国军阀混乱和蒋介石政府的无能,更不能容忍中国人反对他们,他们觉得日本有责任结束中国这一切“把中国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日本国民中还有一种盲目乐观的狂热情绪,他们觉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只要用一个师团就能解决它,并扬言三个月到半年就能“班师回朝”,却没想到中国人没那么容易被打败,打了八年,中国人越打越厉害了,于是他们觉得这是美国人的支持结果,又愚蠢的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时日本老百姓的想法很可笑很荒唐,觉得你中国应当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结为“日本领导下的以朝鲜满蒙和中国组成的大东亚***荣圈”,把亚洲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看日本人多愚蠢啊!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换过来,不是日本当时强大,而是中国迅速工业化了,强大了,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在那样的历史环境和国际条件下,中国人可能也会像日本人一样那样想要去"征服"亚洲的。在当时的日本人和现在的右翼分子都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哥哥和弟弟”的关系,他们愚蠢到错误估计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抵抗能力。

日本为什么发动太平洋战争?按一般学者专家的解释是:履行轴心国军事同盟的义务,日本缺乏石油和橡胶美国又禁运,和美国英国争夺东南亚殖民地等等。除此以外,还与当时日本强烈的国民思想情绪,以及中国战场上的形势有很大关系。日本从一开始发动战争就是以解放亚洲为口号的,占领和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强大的亚洲和欧美抗衡。狂热的大国主义思想推动着军方一步步的往前走,逼使他们走进了死胡同。中国战场形势让他们欲罢不能,中国在美国的援助下越战越强,使日本陷入到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之中了。当时连最普通的的日本人,也认为只有封锁了太平洋,日本才有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亚洲和中国问题。当时日本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干掉美国人的军舰,让他们无法再过来插手亚洲事物,争取到控制中国必须的时间,于是发动了珍珠港事件。但没有想到美国的工业化生产能力如此之强,会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他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将日本灭亡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美国相比差得远多了,以致后来根本无法保证战争最基本的需要。难道日本政界包括军方一些人就没有意识到什么吗?很多政界包括军界的人都认为日本走得太远了,有些人提出收缩兵力保住台湾朝鲜和满洲国,从中国大陆和南洋撤军。但在那种狂热的国民舆论下,谁敢这样说,更不用说要去做了,既便是政府不处理掉他们,他们也会被日本老百姓干掉。日本人就是在这种全民性的狂热推动下,愚蠢的一步步的走向失败。

日本人在亚洲发动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引起亚洲各国的那么大的反响?有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进去,自愿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二战中日本海外军队总数184万.大量的朝鲜人自愿参加日军,在日军中服役的有42万,在日军中台湾籍士兵也有20多万。在中国伪军更多,连同伪满政权和汪伪政权人员***有200多万人,这些人中许多是自愿投敌的。伪满“铁石部队”,这是伪满的精锐,自愿要求入关和华北八路军作战。此外还有伪蒙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义勇军、缅甸昂山军、菲律宾的劳雷尔的旗卫队、泰国军等等。日本人进入南洋时,居然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日本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不仅仅是这样,在日俄战争那一段时间,日本人在中国也受到普遍的欢迎,有很多人欢呼“黄种人的胜利!”,日本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影响了亚洲,他的那一套“振兴亚洲”“解放亚洲”的理论也影响了亚洲,使很多人自愿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很多日本人的走狗甚至和日本人一样高呼“天皇万岁”,他们把日本人当作了“救星”。

日本当时的确引领了亚洲的政治革命,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者都是在日本就受了教育后,回国后举起革命的大旗的。当他们无力革命掉自己国家的腐朽政权和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时,便寄希望日本的到来能借此来改变自己的国家,日本在这些国家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的到来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的事更深重的苦难。在当时韩国和台湾实际已并入了日本的国土,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国家。韩国排了不少有关抗战时的电影,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些朝鲜籍的士兵在被遣返回来的路途中反问自己:“我的家在哪里?我们该回到那里去?”,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国家是朝鲜了。38年-39年日本在华慰安妇达到15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朝鲜人,有7万人左右。韩国又一个片子专门演抗战时期被争招倒南洋朝鲜慰安妇的故事,她们很多人居然是在所谓的“爱国”感召下去的,她们中的一些人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国,用她们的身体来抚慰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当日本战败,她们被抛弃时,她们才清楚她们不是日本人了,当她们听说辛苦赚来的大量“军用券”变成了一堆废纸时,她们很多人发疯了,把那些“军用券”抛向大海,然后跳海自尽。日本宣布投降后,有不下10万计的朝鲜人以各种形式自杀,按常理国家自由,民族解放.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对.但是在一个美军记者看来.1945年的朝鲜半岛到处是哭泣,哀号,自杀.有如世界末日一般.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来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在这里我看不见一丝被解放的高兴气息.却犹如置身在日本一般,处处是哀号,哭泣,自杀。

在中国有两个汉奸政权一个是伪满洲国,一个是汪伪政权,哪个不是自愿组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真的一点“良心”也没有了吗?仅仅是为了权力和金钱才投靠日本人的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太少了。汪精卫是对日本存有幻想的,他企图用“曲线救国”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汪精卫曾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汪精卫不抗日吗?客观的说,一开始他是主张抗日的。尽管他是“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倡导者,但他正是借口“***赴国难”,在胡汉民等支持下逼蒋下野,重返政坛。在洛阳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宣言,空喊要以实力收复东北。28年在武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参政会议长,会议上发表了***同救国宣言,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显得比蒋介石还积极。这个人极具欺骗性,在国民党内部很有“人缘”,但他第一次以左派面目和***产党合作反蒋不久就把***产党给出卖了,这次又把中国给出卖了。“七七”抗战一开始他就开始主张投降,在《最后关头》《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讲话中说:我们是弱国,所谓抵抗就是牺牲,战必大败,抗战是对中国的不负责任等等。38年11月日本五相会议,提出只要中国承认伪满经济提携,***同防***,中日人杂居等条件,日本就承认废弃治外法权,交还租界。38年12月逃到河内投降日寇,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曲线救国”的召唤下,到1943年8月投降的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80余人,军队60万左右,战伪军总数60%。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候,汪精卫就这样把中国给出卖了。但汪精卫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汉奸,他自认为他在救中国。

就是蒋介石也对日本存有幻想,在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时,他采取隐忍政策,试图通过外交和施加国际压力来解决东北问题。当中国民众反日运动如水如潮时,他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劝导和压制民众的抗日活动,不希望扩大事端。就在日本占领他的大本营南京之后,他虽然竭尽全力抗击日寇,但一直没有宣布对日宣战,并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并未放弃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这不能说明蒋介石不抗战,而是一种外交策略。

有人说是老百姓的反日排日运动,导致了日本扩大了侵华战争,而日本侵华战争又逼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终是***产党在中国坐大。这话尽管荒谬,但也有一点道理在里边。不是日本人,蒋介石几乎可以统一中国了。只要日本人给蒋介石两年时间,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但日本人却愚蠢的发动了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美国人的走狗了,他们不可能期望能利用蒋介石达到他们“华蒙满日相互提携”的目的,由于他们占领东北后,全中国的抵抗排斥运动,使日本在华经济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们担心蒋介石站稳了脚后,会反过手来 处理东北问题,那时候日本在想对付蒋介石就来不及了。当他们发现蒋介石竭力争取欧美的援助和支持时,就急不可待的发动了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于日本人的想象,并非速战速胜,而使陷入到了持久战的泥潭之中。***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在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让日本人首尾难顾。对日本人也好,蒋介石也好,都不希望出现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应验了汪精卫的“抗战的结果只能使***产党受益”的断言。难怪毛对田中角荣说:“日本帮了我们大忙。”

看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吧!

历史资料一: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历史资料二: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日本的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源于日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日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中国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是中国人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激发了他们的野心。许多人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弄潮儿,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真诚地把蓬勃发展的日本当作中国的榜样,梦想明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繁荣和富强,梦想明天的中国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脱胎换骨成为“少年中国”。

历史资料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依然“昏睡百年”的时候,日本已经跃身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当不少保守的中国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阳历、生活欧化、学习吃牛肉的时候,却不知道日本已经萌生了向中国叩门的想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日本国内对外侵略的强势意识迅速扩张放大,并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怪胎。

历史资料四: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荣圈实际上的盟主”。

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荣圈”这个说法。

所谓“大东亚***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同防***,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

历史资料五: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