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和作家
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小说的繁荣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位于长江港口的上海，拥有宽阔深邃的黄浦江天然良港，将航运连接到世界各地，从地理环境上为上海成为现代化城市提供了自然条件。与此同时，上海还有许多外国租界，这种多元化的租界格局使其几乎自然而容易地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巴黎”，成为典型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茅盾曾这样描述当时上海的现代都市生活:城市周围烟囱林立，工厂里充斥着噪音和污浊的空气，疲惫的工人连续12小时作业，南京路的国货市场一片繁荣，背后输入的是外国的工业、金融资本和原材料。外滩沿岸的银行区成了全国的枢纽，国家银行和公债市场的证券交易繁忙，舞池里露出纤细的腰肢，豪华的电影院在放映现代欧美生活片，让这座城市变得时尚起来。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欲望和享受，渗透着中西合璧的现代品质。
这一点，在新感觉派的作品中也经常透露出来。刘呐鸥小说场景涉及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酒店、汽车、富豪别墅、海滩、快车等现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时英追求的是众所周知的都市文明，“白金女体的雕像”，处女的风情，薄雾笼罩的秋巷，爵士狐步舞，各种色彩与旋律交织的美。
新感觉派作家初登舞台时，急速的社会动荡导致传统文化的崩溃、传统生活习惯的颠覆和民族自尊心的粉碎，使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陷入社会失序、生活不稳和政治不满，他们由此产生了颓废、逃避、自怜的各种灰色情绪。再加上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因退潮而分裂，思想界一片萧条和无奈。革命不适合新感觉派作家，表现在作品中荒诞、畸形、非理性的都市生活，隐含着他们对社会、人生、人性的怀疑。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欣赏走向模仿的结果。它是西学的成果。可以说，没有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和引进，没有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就没有新感觉派。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新感觉派这一独特流派的出现，不仅涉及地域文化学和人文地理学，还涉及中西文化冲击与交融的异质性和不平衡性。
新感觉派作家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从旧时代的繁荣直接接触到现代西方文明。腐败、停滞、濒危的肉体被注入了善变、虚荣的金融灵魂。城市生活的长期影响，使他们熟悉了发达的商业文化和成熟的欧洲生活方式，深刻理解了都市人在物欲诱惑下的内心世界，以及被生活挤压和抛弃的孤独和悲凉的精神体验。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他们的感受是很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欣赏甚至沉迷于城市的醉生梦死，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城市的精神堕落和堕落。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让他们纷纷拿起笔，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对各种城市生活的印象和感受。
然而，基于城市生活方式和现代价值观，新感觉派作家无法用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现代城市的丰富和陌生。因此，他们主动运用全新的西方理念、思想、方法和技术来表达他们对城市的新感受和新体验。因此，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段落叠加、标点书写等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被新感觉派作家充分运用。比如穆时英《上海狐步舞》中对华东饭店的描写，通过段落重叠，一字不改，直接表现了城市生活的疯狂与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