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文学角度看汪曾祺小说的意义

汪曾祺与众不同的是,他在国立西南联大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虽然他也喜欢学习,但与那些大学者不同,他大多醉心于对演讲稿、篇章的考证等“小学”,做的是揭示精微的工作。他热爱《世说新语》和宋代笔记,继承明清和五四的散文传统,钟情于晚明散文大师张岱,这也与晚明公安派“言志不落俗套”的文学主张密切相关。汪曾祺,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做过京剧编剧,深谙东方古训“华丽即朴素”,西方现代布莱希特“隔阂效应”理论。再加上个人生活的沧桑,他不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力求以含蓄、空灵、悠远的风格建构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永恒的审美价值。他在江南长大,在北京定居。翻阅他的作品,不乏江南美景,小桥流水,一派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景象。很少见到雷声轰鸣、声势浩大的壮观景象。汪曾祺以其对事物独特的洞察力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切入,写琐碎之事,记田园风情,谈花鸟虫鱼,考典故,即兴讲故事,不经意间立下生动精彩之笔,成就了当代杂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了“中国味”。他说,“我来自中国”,“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儒释道,“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接受儒家”;但是,“我接受儒家不是在道理上,而是在情感上。”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在创作中追求回归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在语言方面,它强调使用中国风味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曾琦小说中溢出的美在于发现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用近乎虔诚的态度表达了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丽和健康的人性。”美好健康的人性,无论民族传统有多古老,总会清新如露。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的《受戒》和《大闹年谱》。《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孩子之间萌发的天真朦胧的爱情,蕴含着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洋溢着人性、人情的歌声。这种内心的喜悦和古代乐府、民间情歌的喜悦是一样的。《大闹年谱》里的爱情故事略显曲折。可爱的云朵和年轻浪漫的铁匠十一子纯洁真挚的爱情被残酷的蹂躏,但无比忠贞的爱情却能让生者死,死者活。这就是让作家“向往”和“惊喜”的美。它深藏在人民之中,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之中。

然而,它在展现美好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深的叹息。《渔父的孩子》反映了金钱把人变成恶魔,《珠灯》揭示了封建贞节观念的散乱,《事业》描写了没有童年的童年和世界是多么艰难,《陈·》揭示了封建主义和宗法专制的残酷。当然,作者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点。《异冰》中也讽刺了普通人因循刻板刻板的生活,因生活无望而向《异冰》求助的猥琐心理:《八千年》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整也与阿q颇为相似。

作者批判了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但毕竟同情、怜悯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需要反复沉淀才能摆脱愤怒,尤其是感伤。所以,即使把老舍之死写在《八月的太阳》里,也只是在悲伤和冰冷的沉默中藏着一腔愤懑。摆脱愤怒和悲伤,淡定淡然,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鲜明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然而,正如林斤澜所说,“消除火气也可以消除血气。除了清除‘感伤’,或许还能清除‘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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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位老人写的小说和散文,让人有“不知三月肉味”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