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头地》的翻译

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县人。十岁的时候，其父苏洵到外地去游学，母亲程氏则亲自教他读书，苏轼每听闻古今兴衰成败的历史，都能道出其概要。

程氏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时，发出深深的慨叹，苏轼对她说：“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样为名节而不顾生死，母亲您答应吗？”程氏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又怎会不和范滂的母亲一样深明大义呢？”成年后，苏轼博通经学史学，写文章每天能写数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著作。

不久又读《庄子》，叹道：“我当初有一些自己的见地，但总说不出来，今日读到这本书，发现这本书真是深得我心啊。”嘉佑二年，参加礼部主持的科考。

当时文风不正、内容怪僻的弊端不断蔓延，主考官欧阳修希望能（通过主持考试选人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弊病，看见苏轼的《刑赏忠厚论》时，非常惊喜，乃想评为第一，但又怀疑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于是最终只评为第二名，而以“《春秋》对义”一文（这篇反而是曾巩的文章）为第一。

后参加殿试，中乙科。后苏轼通过写信的方式见到了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我当避开此人，好让他出人头地。”听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只当是欧阳修的戏言而不信，后来才终于信服。

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此文出处宋代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

写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

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

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

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

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

《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

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

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

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

王鸣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

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