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文学中心南移至上海,作为一个自由的作家群体留在北京、天津或其他北方城市,这在当时也被称为“北方作家”派。“京派”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个名字。“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风格朴实,贴近底层民众生活,将浪漫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艺术手法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鲁烧。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沙沙》、《长河》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梦幻国度。

对乡村的梦幻描写是京味小说的一大特色。京派作家以艺术是梦、情感是真的观点来建构他们的乡土梦,即在朱光潜以此为基础的所谓“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中,对宗法制度下的乡村风俗采取宁静的态度,努力发掘人情、道德、奇俗、恬静的自然美的质朴之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吕雉的河南果园城,河北的旧农村,汪曾祺的苏北小镇,萧乾的京华贫困地区,都表现出这种特征。两个新版本也继承了这种风格,比如对潭柘寺和戒台寺的描写。对母矮虎回归故乡的描写;保定府的描述;客栈的描述;青楼描述;八字的描写,女矮虎结婚的描写,轿子的描写等等。总之,无论是对旺盛生命力的描写,还是对女性温柔纯美、儿童纯洁不成熟的表现,都突出地影响着作者的梦幻性,用沈从文《旧作选集》里的话说,就是对“一种与人性不矛盾的美好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的向往。

对生命的同情。

京派小说多表现对人类的同情。京派作家在对历史文化的观察中,既由衷地赞美了未开化的原始文明的淳朴和质朴,也看到了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术背景使作家在理论上具有社会和人类的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非常严肃地指出了作品中的悲剧审美特征。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纯粹信仰,又使他们的悲剧“明亮”和“带着怜悯的微笑”。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失故事中卑微人事的轻盈,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作家的冷静,淡淡的讽刺中往往有同情的微笑影子。沈从文《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下美丽地死去,他们的爱情升华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与美的毁灭的无奈叹息和同情中,展现了北京作家“对生命或人生有更深刻理解”的努力。还有一种表现美丑、善恶强烈对立、爱恨分明的人生悲剧的社会批判倾向,如沈从文的《花园与丈夫》。这一特点在萧乾的作品中更为明显。他提倡失败者与命运的斗争。因此,在他的悲剧中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姜和银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诗意的表达。

北京作家的风格都是抒情的。他们小说的文体形式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和文化情怀有关。京味小说文体的突出特点是叙事上的诗意追求和现实主义上的浪漫氛围。沈从文喜欢用“抒情诗歌”的方式写小说,比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有桃花源般的浪漫,有静谧的水,有唯美隽永的诗意。废名擅长以“写绝句”来写小说,并经常将诗歌的象征意义转移到小说中。京派作家往往有创造意境的意识。他们的小说或以场景为依托,或以意象为依托,形成一个空灵空灵的立体艺术空间,给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两个新版本中多处用到了诗、歌、文、舞,其中《母矮虎与老马的婚恋》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情节从多个角度描绘了西柏坡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母矮虎老马连载”设置了一个“恰当”和“和谐”的生活背景,因此淳朴宁静的大自然脱离了西柏坡人自由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观念,从而母矮虎成为整部小说的核心,作者还将禅境中的禅定和顿悟引入小说。伴随着诗意的意境,京派作品在结构上出现了疏疏散散的倾向。京派小说往往采用形式散、精神集中的结构,是典型的散文结构。人们说京派作家是人像造型师,主要是指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