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个人经历
会晤宋庆龄
1932年,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会晤了宋庆龄,这是她与孙逸仙住过的老家。
海伦回忆说:“ 孙夫人亲自来门口接我,一手抓住项圈,抱着那只硕大的德国种牧羊狗。她同我握着手,那乌黑溜圆、极其动人的眼睛直视着我,好象她原是出来接一位朋友,结果却接着了一个敌人似的。我感到受窘,但她马上展露笑容,脸上现出少女般的笑窝,这样的笑窝,她是不在公开场合的照片里出现的。她的微笑是她极其吸引人的习惯动作,是谦逊而奇异的微笑,同时又是那么机警,使人觉得她脸上有点要捉弄人的神态。她的脸庞圆圆的,动人而富有表情,是黑眼睛的苏珊娜的脸。”
“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的小壁炉架上,悬挂一幅很大的孙博士遗像,雄视整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大的雕花黑木扶手椅,完全是中国式样。我注意到椅上放着厚厚的绣花沙发椅垫,坐上去非常舒服。孙夫人对我的穿着显得很感兴趣的样子,并说,这是很漂亮的美国时装。”
海伦认为,孙夫人的打扮从无模仿或生搬硬套之嫌,是源于她自己非凡的鉴别力。孙夫人天生情趣高洁。她自然很有教养,有着女性的温柔优雅的天赋。她的举止同上海暴发户的粗俗形成的鲜明对照是惊人的,虽然宋家有着同暴发户一样复杂的经济背景。孙夫人象她的母亲,生就一副儒家妇女懿范,再加上她所受到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育,使她成了美国南方的尊贵小夫人,温文尔雅而又活泼甜美。
一二·九运动前后
1935年,斯诺夫妇居住在北平崇文门内苏州胡同里的盔甲厂13号。斯诺夫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们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华北之大,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爱国学生们义愤填膺,呼吁抗日救亡。此时,斯诺夫妇家成为了北平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以及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而这些人正是后来发生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斯诺家的小客厅里,学生们商议给孙夫人写一封信,表示抗日救亡的决心。斯诺完全赞同,并表示愿意把信代转到孙夫人手里。于是,学生们用英语起草信稿,由海伦打了出来。信里陈述了学生们的抗日情绪和心中的苦闷,并向夫人请教:怎么办?后来,信由正好住在斯诺家的史沫特莱女士带往上海,交给了孙夫人,并很快收到了孙夫人的回信。她在信中赞扬了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并说: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青年学生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游行当日,斯诺夫妇则在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斯诺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夫妇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访问延安
西行漫记背后的秘闻:真正到过延安的是斯诺夫人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如探险家一般进入陕北保安(今志丹县),成功地采访了一批中***领袖和红军指挥员。红叶染霜时节,斯诺回到了他在北平盔甲厂13号院中的家。面对从陕北根据地带回的一大堆珍宝般的照片与文字资料,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珍藏了多年委托斯诺带回北平翻印的早期照片,夫妇俩开始讨论如何将它们整理出版介绍给世界。“可惜,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朱德等其他一些杰出的红军将领。”斯诺一边翻阅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一边不无遗憾地说道,朱毛,朱毛,两者不分离。“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也到苏区去一趟。”海伦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要把你没来得及访问的人物采访回来!”
1937年4月下旬,海伦悄然离开北平,历尽艰险到达陕北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丈夫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她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丈夫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而且还写成了堪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3本书。
1939年,海伦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在此之前,书稿就已被译成中文秘密流传开来。只是,这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越洋颁奖
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海伦·斯诺。
当年秋冬之交,基金会会长张锲赴美向海伦颁奖。海伦拿出一份当年9月30日的《中国日报》,指着上面一篇题为“毕生热爱中国”的写她的文章,提高嗓门说:“这不是一个毕生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她说,从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组成了一个独立的两人小组,任务只有一个:从事实中来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她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的,都不过是独立思考、客观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