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班主任》为例谈伤痕小说的特点

就艺术内容而言,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将下乡视为不堪忍受的噩梦。作品充满了过去岁月中苦涩而悲壮的人生转折,丑恶、欺骗、世仇和互相利用来背叛和愚弄人类的美好感情,其基调基本上是一种愤懑不平之心的宣泄,都表现出对过去极左路线和政策的强烈否定和批判意识。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到了深化,变成了对个人、社会、人生和未来的深度思考的自觉追求和奋进。它不仅把一场混合着神圣与荒谬的运动归咎于社会和政治,而且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社会背景的联系。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并没有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刚从噩梦中醒来的人迫不及待地诉说。他们太感性,太感性,太急于诉说,太功利揭丑,太说教,艺术上太幼稚做作,斧凿痕迹明显。

从“伤痕文学”出现到现在,对其评论的争论从未停止过,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学论争。“伤痕文学”原本是一个贬义词,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五六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揭露文学”、“书写阴暗面”的重复。1978年夏天到第二年秋天对《伤痕》等作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能被重新辩论和争夺。1979 65438+10月陈在《戏剧艺术》发表《工具主义或反映论——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革新文艺——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两者都有力地驳斥了文艺是纯粹功能性政治附庸的说法。

但有意义的是,当人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伤痕文学”的作品时,会发现无论当初的论争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转向,在统一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体系中,“虽然试图挣脱,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陈旧的历史印记。”过去,无论是在作家的创作主体上,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和人物的形象修辞上,都体现了顽固的历史影响。"从政治美学的形式来看. "伤痕文学”无疑继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一直围绕着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展开,并在对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渐深入。现实主义回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在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索(反思)、对未来的追求与进步(改革文学)等方面与当时的政治言说高度一致。显然,我们否定了文学作为政治喉舌的从属地位,但我们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接轨的那一刻,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和强权话语的束缚。即使“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没有政治因素的思潮存在,也不仅莫名其妙,而且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价值和政治选择与人民期待高度一致,文学言论与政治言论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后期成熟的作品,如《竹林人生路》、《叶欣虚度的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和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注,其深刻的探索和论述引发了80年代初最大规模的关于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伤痕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无疑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会进一步升华。“文革”主题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探索人性和心灵的空间。一个时代的成本不可能是一维的。它让我们在一个方面损失很多,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补偿我们。

缺乏人性

人性是人的情感如情绪,如情、情、爱、恶欲,以及精神取向如对理想的追求、道德衡量、价值判断。正面描写人性,反映人性,歌颂美好健康的人性,批判丑恶的人性,呼唤美好的家庭和爱情等。是文学中对人关怀的体现,是文学的本质内容,是现实创作中的重大问题,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方面,应该成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认识愈演愈烈。在阶级斗争纲领的意识形态中,在开放的话语环境中,人性成为作家最忌讳的话题,迷失在美好的文学家园中。人性淡出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被教条主义对待。当时“文革文学”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文革中直接表现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的“缺席”。比如曾经风靡全国,称霸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不涉及真实的人性。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引火烧身,却没有意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之义。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和摧残的状态,成为禁忌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革灾难。

既然人性已经扭曲成可怕的怪物,无法健康发展,那就只有“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无视和压制人性,只服从政治,是合理的。尤其是在“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被完全排除在文学主题之外,迷失在阶级话语情境中,跌宕起伏。所有的禁忌,仿佛把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圣人,或者同时睁着猴王般的眼睛,找出所有隐藏的人性,并加以批判,这和“封资”等十恶不赦的间谍、阶级敌人是一样的。即使是亲生父母,也要忠于父母,服从“阶级父母”。从这个角度来看,《伤痕》的主人公王小华似乎有着合理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虽然王小华和她的母亲以前关系很好,但母女俩却深爱着对方。但当她母亲在最困难的时刻变成了“叛徒”和“间谍”,她断绝了与母亲的关系,失去了人性。

缺乏自我意识

“文化大革命”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给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把所有问题和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和大的嫌疑,应客观历史地看待。如果人们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实现了人的尊严,有了美好、健康、独立的人性,也许“文革”就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就不会那么严重。《刀疤》主人公王小华的母亲被定为“汉奸”后,抛弃了对母亲的崇敬和对母女的深情,“没毕业就报名下乡”,拒绝母亲寄来的任何东西,包括信件,希望与母亲彻底决裂;然而,1978,母亲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却渴望与母亲团聚。当她最终找到她母亲时,她已经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因此,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其实,真正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是这位“革命多年的母亲”:不仅受到了极大的委屈,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背对着别人,不给她安慰,还在她精神的伤口上撒盐。而王小华,如果她也是受害者,那么她只是她自己无知的受害者,并不是所有人都遭受了“文化大革命”。

作为“文革”背景下的弱势个体,普通个体无法扭转和决定时代的发展方向。但人毕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不应该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虽然王小华无法改变母亲被判定为“汉奸”的错误,也无法扭转母亲的命运,她可以选择信任母亲,支持母亲,与母亲共克时艰,但她却选择了相反,这让她的命运雪上加霜,也给她留下了终生的隐痛。-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灾难。但人性的不完整,让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到这场政治灾难中,火上浇油。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了“心灵上的伤痕”,不如说是良心的谴责折磨着她。

所以,刀疤实际上暴露了文革中个体人性自私、势利、丑陋、狭隘、不完整的一面:正因为王小华是汉奸的女儿,她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无法入团,成为势利冷漠时代人性丑恶的牺牲品;王小华自己也因为人性意识的缺失和“阶级性”的绞杀而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变成了人性的势利眼,进而伤害他人,成为他人的扼杀者:为了所谓的未来,母亲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于是理所当然地和母亲冷冷决裂,留下了最起码的亲情,这对母亲的精神是致命的打击;而一旦她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就渴望和妈妈团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这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无知、任性、自私、无情、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知之明和判断力。

本文以《伤痕》为例,分析了王小华对母亲的无情。虽然是通过梦来体现,但梦是现实的影子。当我梦见回家时,我看到母亲“用大字写着:‘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说明’。”她盯着她,生气地骂:“可耻!”转身走出去。"当她母亲试图阻止她时,她的话严厉而冷酷:"这不关你的事!"而且,即使在得到母亲平反的信时,她也"有些犹豫",担心赵雪不是真的,不能给她带来好运,连累她,不知道要不要回去见母亲。为了政治和个人所谓的发展前景,连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都退到了一边,可见文革中人性是多么的自私、冷酷、恶劣、势利,亲情的分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尤其是以知青为题材的,反映了文革中的这种人性。他们要么指责自己,要么反思自己。在狂热思想的激励下,看不到他人生命的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竹林人生路》更注重女主人公谭细腻性格中的人性因素,深刻揭示了谭从简单到复杂的整个演变过程。

此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人性深处。至于苏童在小说中塑造的“香椿树街男孩”系列,更是人性恶的展示,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亮色。

迷茫而暗淡的人性

这种人性在文革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王小华的《母亲》中。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不理解,尽管“革命多年”,但当冤屈来临时,他们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所以他们的冤屈无处舒展,不敢舒展,不得不小心翼翼。即使在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面前,他也像个犯错的小学生。就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她“突然脸上一慌,去盖桌子上的纸”,还隐晦地说“没有,我什么都没写。”这是一场令人心酸的人类悲剧。这种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的人性无法闪耀出民主独立的光芒,颤抖着失去了蓬勃独立的人类意识,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如冯骥才的《啊!谨慎的研究者吴仲义等。

美好而温暖的人性

“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一个外因,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熔炉。由于缺乏对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考和认识,漠视个体生命的价值等人性缺陷,通过“文革”变本加厉。缺乏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恶,因为“文革”找到了可乘之机。即使历史上从未有过“文革”,但只要人性存在缺陷,就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所不同。即使在“文革”的恶劣政治气候下,依然存在着美好、健康、感人的人性。俗话说“穷则见英雄。”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甜草莓》中,我们可以看到坚强的党性和美好的人性的统一:碧兰阿姨。她不仅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出现,还是一位慈善妈妈。她的母爱不仅给了女儿,也温暖了全村人的心。

许云岫,周克勤《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一直保持着美好的人性,单纯善良,顽强顽强,深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她的两个孩子;虽然被迫嫁给流氓反派郑,但她从未从心底里屈服,而是反抗。"

所以,当人们静下心来,不仅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反思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更要控诉人性的非人灭绝;也要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自身的人性因素,反思人性的不完美,堵住人性的“黑洞”。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和指责中构建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作为一个刚刚摆脱文革那种死气沉沉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驱,伤痕文学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在社会意义上,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还不够深刻。只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了灾变的原因,而缺乏对传统文化心理和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中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结为坏人做了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但不被理解的不公不义。是在肯定个人崇拜的前提下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很幼稚。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小说的语言在文革中明显左倾。比如在《班主任》中,作者把张君石先生描述成一台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地在学生心中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此外,由于关怀现实的强烈责任感,伤痕文学的作家们往往会跳出来直接谈一个情节,发表拯救时间的看法,这使得他们作品的情感表达难免流于表面。第三,伤痕文学虽然再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有着表面化的弱点。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把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给人看的。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表现灾难;二是在灾难中彰显崇高。然而,伤痕文学只停留在悲剧的第一层次,其作品侧重于悲剧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人格的刻画。这样,主人公只是单纯的受害者而不是美的表现,他的悲剧只是灾难的表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以兔和狐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同情,而不能给人永恒的震撼和精神的升华。比如孔杰生的短篇小说《河对岸》(1979,2),作者试图展现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定位所导致的悲剧:因为父母被推翻,主人公阎良和木兰吃了很多苦,他们在河边相遇相爱,幸福似乎降临到了他们身上。然而,他们发现他们其实是兄弟姐妹——历史把他们分开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在此时达到了高潮,但读者在为这一乱伦悲剧叹息的同时,也不免感受到了过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剧无疑让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震撼的力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的喜剧结局。由于当时的政治形态和思想环境尚不明朗,文艺界对写作暴露和悲剧仍有禁忌;同时,大部分作家仍然摆脱不了过去左派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所以往往在结尾加上一个充满希望的机械预言或者一个欢乐的喜剧结局,甚至冲淡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河对岸》。在作品中描述了一个乱伦悲剧后,笔锋一转,写到四人帮被粉碎,两兄妹得到母亲平反的消息。他们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说要从农村调回来安排工作。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从母亲留下的遗书中得知,木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收养的女儿,与颜良没有血缘关系。——所有的阴影都消除了,就像小说最后两节的标题:飞向光明,在桥上相遇。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再比如,森林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和笛子,在未能报名的情况下闯入音乐学院考场,正巧遇到老师的心腹考官。后者听着男孩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友的身影,感受到了生命的延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的美好未来,但由于过于巧合和流畅,显得不够真实。再比如,在《伤痕》中,王小华读完母亲的遗书后,作者把她的悲伤描述为力量:她痛苦的脸突然变得如此愤怒。她默默地紧握着萧肃的手,睁大了燃烧的眼睛,然后低沉、缓慢、一字一句地说:‘妈妈,亲爱的妈妈,别担心,我的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是谁戳了你和我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夜晚很安静。黄浦江的水滚滚东流。突然,远处大船上的汽笛发出一声巨响。小华觉得自己的血液一下子沸腾起来。于是,她拉着萧肃的胳膊走下石阶,大步走向灯火通明的南京路...这两段无疑预示了一个悲惨故事后的无限光明,但这个预言因为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总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伤痕文学有明显的局限性。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在文革的假、大、空文学和体现人性本真的新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冯骥才《啊!而金河的《团圆》等作品就非常明显。后者虽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