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小说,是不是要先取得原作者的翻译授权,然后再联系要投稿的出版社?
兰德斯的文学翻译:
实用指南,但不一定是适用的MTI教材
一.导言
克利福德·e·兰德斯(Clifford E. Landers),美国新泽西城市大学荣誉教授,迄今已出版15部葡英小说和大量短篇小说。1999年获美国翻译家协会葡萄牙分会马里尼奥·费雷拉奖[1],2004年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散文翻译资助[2]。
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文学翻译的理解,兰德斯于2001撰写并出版了《文学翻译实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这本书在文学翻译领域赢得了许多赞誉。中国大陆刚开始读翻译硕士(MTI),所以入选了“MTI系列教材和翻译实践指南系列”,排名第一。
该书以作者的经历和得失为基础,结合具体案例,向普通文学翻译者或对文学翻译感兴趣的读者展示了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文学翻译者,如何有效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语言、文化节点甚至印刷错误等问题,如何顺利完成一部文学翻译从签订翻译合同到出版发行。
客观地说,这是迄今为止不可多得的文学翻译指导性书籍,其宝贵的经验可以帮助文学译者少走很多弯路。但由于其对文学翻译中具体问题的粗浅论述和对文学翻译中一些问题的个人理解,作者认为不适合作为翻译硕士教材使用。
二、内容简述
该指南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基本面”。兰德斯首先指出“爱”是文学翻译的根本动力,并阐述了文学译者的独特特征,如不同于记者、广告商等作家,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翻译,文学翻译的生命有限等。然后,他谈到了外语的选择、翻译材料的选择、投稿的策略、处理不良翻译批评的方法、翻译授权、翻译流程等问题。作者还专门用了一个板块来呈现自己的观点,向读者详细展示了他整天做翻译的活动,非常有趣,也很有启发。
第二部分是“翻译技巧”。这是本书的重点,它涵盖了以作者为导向和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的文学翻译,文学翻译的文化属性,翻译单位,语域和词汇的选择,风格的掌握,方言的处理,特定时代词汇空缺的处理,双关语的翻译,低俗和色情描写的翻译,标题的翻译,文学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关系。它还涉及诗歌、纪实文学、戏剧、儿童文学等的文体翻译。同时还谈到了印刷错误处理、间接翻译、译者与原作者的互动、修改定稿、投稿出版等相关问题[3]。
第三部分是“工作的译者”。内容论指文学译者的工具,如百科全书、词典及其应用;翻译工作的空间管理和时间安排;文学翻译的必要费用,翻译报酬的定位等。翻译合同签署及版权等相关事宜。
这本书体现了以下特点:
一、宏观流程完整,涵盖了文学翻译的整个宏观流程,如准备、选材、签约、翻译操作、出版等。二是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比如文学翻译参考资料的选取(包括单语和双语词典;纸质、光盘、在线词典;综合百科)及其用法、疑难杂症的处理、翻译中文化空缺因素的注释方法、翻译过程中向原作者求教的利与弊、双关语和方言的翻译与处理、粗话和色情描写的翻译策略、译文修改的要求和方法、译文投稿的策略。第三,有很多很有见地的理论。例如,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具有主观性(PVI)[4];文学翻译是在实践中完成的(p 13);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策略(p72);翻译风格的存在是必然的(P 91);标题/题目翻译要切题,醒目,易记,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P143)。
三。意见陈述
综上所述,该指南非常丰富和实用。然而,在文学翻译的理论结构和理论认识上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偏差。下面简单总结一下,供有兴趣的同事讨论指正。
1,理论不系统不深入。
虽然《指南》第二部分涵盖的技能范围很广,但如果按照教材的要求来看,其明显的缺点是理论不系统,论述不深入。
他的理论的一个不系统的表现是没有很好地涵盖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作者并没有对文学翻译的本质、意义、审美、主体性、风格、方法论、过程、翻译批评等核心问题进行系统的提炼和论述。虽然有些核心问题略有涉及,但都是零敲碎打,表现出很重的情绪,没有深入探讨。比如关于文学翻译的本质,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在技巧一章谈到了文学翻译的文化本质。对于文学翻译的风格,作者在《技巧》中的《翻译中的风格》中有比较专门的论述,但对于译者风格的成因,作者主要局限于翻译决策和选择的习惯,而未能从语言和创作的特点进行分析;关于文学翻译的方法论,在“技巧”中的“一开始就决定”中,只简单讨论了作者导向/目标读者导向、翻译单位、改编等。至于翻译批评,笔者只谈如何应对差评);在“基础篇”中以戏谑的方式。至于文学翻译的过程,兰德斯基本停留在宏观层面,除了一些葡英互译的例子外,有助于直接指导译者写作的源文本分析、阐释、转换和译文再生的过程是模糊的。相反,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相对琐碎,但作者却花费了大量笔墨,比如语域和选词、文学翻译中的注释、方言处理、双关翻译等等。
其理论的第二个表现是内容安排比较随意。书的整体编排结构虽然逻辑清晰,但说到内容的编排就不一定了。这里我就以“技巧”为例简单呈现一下。
从章节开始,作者先讲“写作前的决策”(涵盖多种内容)和“一个文学译者真正翻译的是什么”(从文化的角度),再讲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如何与原作者互动,再讲文学翻译中的翻译风格和注释方法。然后,作者讨论了诗歌翻译和其他文学翻译(包括非小说文体,戏剧和儿童文学)。之后,作者转向双关语、印刷错误和方言翻译。然后是“文学翻译中的特有问题”(涵盖多种内容)和“陷阱与对策”(谈特定语境下常用词的混淆和不同称谓)。然后就是片头的翻译,粗话,色情描写。你很难理解作者这样组织材料的逻辑原因。按常理,至少应该是由大到小/由小到大,或者先分后总/先总后分,或者抽象到具体/具体到抽象。
关于内容编排的随意性,还有一点就是有些内容所有权也涉嫌不当。比如14页最后一段到17页第三段,不妨设置一个副标题“翻译材料的选择”,而不是“有多少种语言?”(几种语言?)(即译者可以选择几种外语作为自己的翻译源语言)。从第32页的第五段(除了最有经验的译者……)到第34页的结尾,不应该放在“翻译许可”下面,而应该以“写作之前”为标题,因为这部分段落解释了如何理解源语言文本,以及如何在下一次翻译之前提前扫清障碍。另一个例子是,“文学翻译中的独特问题”下的“潜台词”与前两节讨论的英语词汇空缺问题不合拍。反而更与“先定后写”名义下的“译中用调”有关。
2.矛盾理论
《指南》中关于文学翻译仍存在一些争议,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译者的译文是原作者还是源文本、源文本的可解性等。
首先,文学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关系。
兰德斯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需要了解多少翻译理论才能进行翻译(P49)。他还说,虽然他不反对理论研究,但他和理论研究者不是一条战线上的(49);看了一辈子理论文章也很难保证翻译的漂亮(52);文学翻译已经够难了,所以(理论家)也不强求添乱(54)。
作者的质疑和观点似乎合情合理,催人奋进,赢得了世人的掌声。这和谢天振教授讲的一个故事颇为相似:在一次国内翻译研讨会上,有人批评说,现在一些搞翻译理论的人,有能力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写出让人看不懂的文章。此言一出,赢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谢天真,2008: 9)。
巴西学者保罗·h·布里托(Paulo H. Britto)赞同兰德斯的观点,他说阅读兰德斯使人们认识到文学翻译是多么有趣,这是那些把翻译视为强奸的理论家所不能理解的(Britto,2001: 260)。该书的“引言”中也有类似的话,“大部分译者不读一本纯粹讲翻译理论的书,也看不懂...真正的翻译家似乎对研究翻译理论或翻译技巧不感兴趣……”《文学翻译实用指南》是一本从实践到实践,不讲理论,不炫耀术语的翻译作品...又不是举大旗做虎皮...(朱振武,2008: 1-5)
但是,兰德斯提出的“一个人需要了解多少翻译理论才能翻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一个文学译者不感兴趣,他真的不需要钻研翻译理论,就像作家不一定要懂文学批评理论一样;但是,文学翻译可以在不了解理论的情况下做得很好,但不能以此作为理论无用的证据。这就像千百年来吃饭消化不知道胃肠运动原理来否定研究胃肠运动原理的价值一样荒谬。
更有似是而非的说“看了一辈子理论文章也不能保证翻译的漂亮”。首先,搞理论的未必不实践;其次,有些做理论的人可能写得不太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天赋不同,有的长于逻辑思维有的长于形象思维,精力有限,侧重点不同。有些人要做翻译,要么是希望获得第一手经验,要么可能是对自己的定位不确定。但还是那句话,这不能作为读理论没用的证据,更不能成为鄙视理论的理由。凡是白读文学名著然后想成为翻译理论家的,或者读翻译理论著作然后想成为文学翻译家的,都是自己糊涂了,不是文学名著没用,就是翻译理论误导人家的孩子。
至于对翻译理论研究“添乱”的理论,是因为说话者沉浸在实践中,缺乏理性思考,没有真正理解文学翻译行为和结果的广泛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历史意义,被突然“冒出来”的各种理论理论所迷惑,对翻译有着超乎寻常的经验,所以超越了自己的职责,试图克服自己的困难,说出了这种“迷惑”的言论。而且,这里的兰德斯太偏了。他用韦努蒂的翻译策略“抵抗”来批评理论家“添乱”。一方面,他误读了“反抗”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他把韦努蒂作为翻译理论研究者的总代表,但翻译理论界很多人并不完全认同韦努蒂的观点。想一想,我们是否可以以鲁迅“不在外国寻求新的声音”的愿望,或提倡“硬译”,以保存原文的“精神和力量”(陈福康2002: 289-307),引申批判中国。五四前后的作家和翻译家都持这种观点。
第二,原作者有中文版吗?
书中没有直接讨论原作者和原文的关系。在讨论文学译者翻译活动所涉及的直接对象时,作者在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同化了这两个概念。按照作者的说法,人们往往期望译者与作者(或源文本)和读者(最终产品,翻译文本)保持一种大致等距的三角关系(P50)。但实际上这种等距是不可能的。因此,兰德斯建议用一个更准确的线性图来描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译者-读者”(P51)。
乍一看,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译者要么接近原作者,要么更倾向于目标读者。然而,译者到底是在翻译原文还是在追溯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呢?且不说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理论(巴尔特1995: 166),只能从文学翻译实践的角度去理解。译者不直接面对原作者,即使对方触手可及。对原作者的各种研究,甚至原作者的意见,确实能对解读一个文本有很大的帮助,但毕竟只是参考资料,译者只能在源语言中依赖和判断对错。原因在于,一个文本一旦被大众阅读,就变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原作者就失去了除知识产权之外对它的绝对话语权,而只是解释权。甚至作者的自护解释,读者可以也有可能忽略。如何用作者的原意指导作为译者的读者,在新批评中陷入了“故意谬误”的陷阱(蓝仁哲,2006: 683)。因为构成原文的语言符号系统是会自己说话的,译者可以尽可能地参考一切外部材料,但他的最终决定必须回到文本符号系统本身,从而再生和再创造意义。受外界因素影响,偏离符号系统会导致对原文的篡改;如果我们接受了原作者无意的、特别是有意的越轨解读,甚至是一些删除意见,某种程度上就是与作者合谋改写原文。因此,兰德斯将作者等同于原文,这不仅是由于概念不清,也是由于文学翻译的概念无知。
三、源文有多“高”?
当兰德斯谈到文学翻译应该具备的才能时,其中之一就是“谦逊”。作者自问自答:为什么要卑微?因为即使我们竭尽全力,也永远无法穷尽原著的丰富内涵(即使我们竭尽全力,也永远无法成功捕捉)(P8)。在我看来,这太严重了,尽管后来的兰德斯在“作者的照顾和喂养”一章中有一个涉及原作者天赋不佳的问题。
原文有多神圣庄严?我们承认确实有作品博大精深,人们一时可能难以理解。一方面,所谓的“枯竭”可能是由于两种语言之间的一些不兼容造成的,如回文、双关语、词汇空缺等。,但另一方面,问题可能出在译者身上。
作家是有才华的,浅薄的,与众不同的,超越世界的伟大作家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拿到一个作品,就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理解有问题。作家的想象力,作家对现存世界的描写,对世态人情的刻画,对人物心理的揣摩,作家对文章的策划和布局能力等等。,并非读者/译者力所不及,更多的只是普通读者未能提前想到而已。我们无限抬高源文本,阅读中的误区是,我们不是在试图互文性地解读文本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而是一心追求“原作者”的“意图”。这样看来,即使是一个无知少女的日记小说,也可能让译者觉得高不可攀。因为作者的意图闪现在他创作状态下的心理“黑箱”里。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解读源文本本身的符号系统,大概会发现它终究是可以把握的。总之,原文并非高不可攀,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其神秘化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该指南结合了作者在文学翻译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见解,可以帮助文学翻译爱好者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学翻译概念,很多经验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一些观点也可以让他们对文学翻译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但同时也要看到,作者对文学翻译各方面的思考不够系统和深入;对文学翻译的认识和理解主要停留在经验层面,甚至有些观点也不无偏颇。所以这本书不适合作为硕士翻译教材。总之,兰德斯的《文学翻译实用指南》作为文学翻译爱好者的课后或业余补充读物还是挺不错的,但作为翻译硕士教材显然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