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公知的代表人物

中国年度公知榜

“公知”是指在社会上公开发表言论的知识分子。

设立年度公知榜的目的是让人们分清是非，谨防上当受骗。有些公知的言论对国家有益，有些公知的言论对国家有害。

2010年

最混蛋的公知：北京大学张维迎：“国企占GDP的比例不应该超过10%”，“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腐败是一种激励机制，一种次优安排”。

2011年

最阴险的公知：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说：“邓氏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特权的升级版”。

2013年

最右的公知：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说：“道德能值多少钱？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吴敬琏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

北京大学厉以宁说：“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这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才能进步。”“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24%的物价上涨也问题不大。”“国有资本在混改企业中一定要减持只占30%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经营得法而有了‘赢余或利润’，不仅进一步发展教育的资金有了部分的保证，而且可以使投资者得到一定的回报。既然存在着教育投资可以得到一定回报的例子，会不会使那些不准备投资于教育的人也产生投资于教育的愿望与行动呢？这样，教育的发展不就会加快吗？”

2016年

最激进的公知：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说：“中国强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灭了日本”。

2018年

最敢说的公知：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炮轰转基因，揭露演艺圈。

最左的公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主张“消灭私有制”。

2020年

最光荣的公知：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

最可耻的公知：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感染新冠肺炎是因为吃蝙蝠”。

最缺德的公知：复旦大学黄有光说，“用一妻多夫制解决男性超过女性的问题”，“汽油税应该提高十倍，高油价限制车辆使用，可以解决城市拥堵”。

2021年

最敢说的公知：北京居民司马南，炮轰联想。

最狂妄的公知：阿里巴巴集团马云说：“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

最荒唐的公知：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建议：“中国应该销毁核武库，用来取信美国”。

华安基金林采宜说：“把钱花光，为国争光。爱国主义怎么爱呢?很简单，花钱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2022年

最能扯淡的公知：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反对城市化。

最不靠谱的公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扬言，“击落佩洛西的飞机”。

最缺德的公知：

全国政协委员丁佐宏说：“66岁至79岁仍是中年，要鼓励60岁以上初老群体再就业。”

南开大学李剑阁说：“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老百姓工资太高了，应该降到合理水平。”

厦门大学赵燕箐建议：“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最荒唐的公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说：“现在低工资制应该说是我们对外经济的一个优势。”

清华大学徐宪春说：“低收入人群可以出租闲置房或者用私家车拉活来增加收入。”

北京大学王福重说：“农民不要用收割机收割麦子，会污染环境。”

北京师范大学董潘建议：“坚决不能取消预售制，因为预售制可以减少烂尾楼。”

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浩说：“国内家庭总资产300万很正常，谁家没有50万现金呢？”

2023年

最荒唐的公知：

中国科学院高福说：“医院不是菜市场，不是去排队抢菜，我们应该预约制，逐渐逐渐过渡到看病要预约。”

西湖大学施一公说：“科学上没有所谓的真理。”“宇宙中从来不存在时间，时间就是运动。”

合肥师范学院陈宏友说：“如果你考上了安徽的好大学，你就可以任意挑选安徽的男人和女人；如果你考上了美国的好大学，你就可以挑选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

上海交通大学陈欣说：“中国并不存在房贷压力大的问题，因为居民的存款总额远远超出房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