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场大败背后有隐情?一代名将感慨:我的报国之心一夜化成灰

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月,蒙古鞑靼可汗小王子率军侵犯明朝边境重镇大同。在大同城下,明朝与鞑靼交战,鞑靼可汗小王子以10人为诱饵,引诱大同总兵许宁、监军蔡新出兵追击,中了小王子的埋伏,大败而归,战死一千多人。小王子取得胜利之后再进攻大同,双方交战10次,许宁坚守不出,才勉强保大同平安。小王子在大同周边掳掠一番,然后退兵。

 成化年间,明朝和蒙古鞑靼交战频繁,此战是明朝成化年间最大的失利。奇怪的是,当失利的战报传回京城时,朝中一些官员竟联合起来隐瞒此事,使明宪宗朱见深对大同战败一事一无所知。直到成化二十年(1484年)五月,有人心中不满,密报此事给明宪宗,大同战败一事才公开于众。明宪宗大怒,治了大同总兵许宁、监军蔡新、辽东巡抚郭镗的罪。

  一场战场失利,许宁、蔡新、郭镗等人本应该被治罪,朝中群臣为何要将战败隐瞒下来? 这事还和另外两个人有关,就是一代专权宦官汪直和成化弘治年间的名将王越。因为在许宁和蔡新往大同上任时就是分别接替了王越和汪直的职位。

 王越早在成化初年就曾镇守河套地区,并多次与蒙古鞑靼交战。成化九年(1473年)时,王越率军袭击鞑靼的驻地红盐池,一举击败鞑靼。此时,许宁是王越的部将。这场红盐池之战是明朝自土木堡之役战败以来首次主动攻击蒙古并取得获胜,在明朝对外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汪直自幼入宫,受到明宪宗的宠信,于成化十三年春建立了西厂,连续侦破覃力朋、杨晔等大案,汪直也因此权倾一时。

 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鞑靼部侵犯延绥,宪宗命朱永为平虏将军、总兵官,由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前去征讨。汪直与王越也从此开始了他们的黄金搭档生涯。明军兵分两路,汪直和王越率一路大军连夜奔袭至威宁海,取得大胜。此战获胜不久,汪直和王越被调到大同。 在镇守大同两年时间里,汪直和王越曾多次击退鞑靼部的侵犯,取得黑石崖大捷、延绥大捷两次胜利,保大同平安,战绩辉煌。

  成化十八年(1482年)闰八月,内阁大学士万安等人商议,将王越和许宁调任,即把王越调到延绥,把许宁调到大同。 来到大同的许宁却与汪直不和,矛盾尖锐,辽东巡抚把此事上报给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八月,明宪宗又下令任命汪直为南京御马监太监,调离大同。此举意味着汪直被弃用,并失去了权力。受汪直的影响,王越也被贬职,并除威宁伯名,安置在安陆州。王越和汪直的黄金搭档也就此结束。

 一个月之后,鞑靼小王子进犯大同,许宁战败。王越和汪直镇守近两年都平安无事的大同,在许宁、蔡新等人的手里竟摇摇欲坠,还差点就把大同给丢了。显然,调走王越和汪直是造成大同战败的主要原因。然而调走王越和汪直是朝中以内阁首辅万安为首的群臣幕后一手操纵而成,如果战败的消息公开于众,朝中群臣如何自处?所以他们也只能将战败的消息隐瞒下来。

 那么,朝中群臣为什么会不顾国家安危,草率调走王越和汪直呢?

 对群臣而言,王越和汪直这对搭档的威胁太大。汪直自成化十三年开始发迹,建立西厂,对朝中群臣进行监察,制约了朝中群臣的权力,使群臣深为忌惮。汪直身在大同,但朝堂之上对他的弹劾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汪直本来很受明宪宗信任,镇守大同后,很少回京城,也逐渐失宠。在此之前,明宪宗听取万安等人的建议,撤除了汪直一手建立起来的西厂,就足以证明汪直在明宪宗心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不如以前。没有汪直在身边,明宪宗很快就有了新的宠信之人,包括宦官梁芳、妖道李孜省、妖僧继侥等人,此时正是扳倒汪直最佳时机。万安与李孜省、东厂厂督尚铭内外联合,一起在明宪宗面前弹劾汪直,最终使明宪宗动摇,才产生了放弃汪直的想法。

 至于王越被治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确实受到汪直的牵连。 王越本有军功在身,却被群臣压制,于成化十一年回京督十二团营。认识了汪直,两人结为好友,之后王越开始飞黄腾达,估计汪直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所以,王越早就被划归汪直一派,汪直倒下,王越也难免被牵连。 王越一代名将,结交汪直却被后人诟病,只因汪直是太监。 事实上,明宪宗中后期有些怠政,长期不上朝,对宦官依赖极大,当时大多数朝臣都会结交后宫的宦官或妃子,以谋取政治利益。例如当时的内阁辅臣万安、刘吉等都在结交宠冠后宫的万贵妃。

  汪直与王越两人有交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着***同的理想,那就是建功杀场,保家卫国。 王越本是文臣,进士出身,成化三年时开始巡抚边境,从此踏上军旅生涯。汪直虽在京城权势滔天,却一直憧憬上前线,深受明宪宗信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曾评价汪直“年少喜功”。成化十五年十月,汪直终于说服明宪宗,同意他与朱永、陈越率军征讨建州女真,这也是他的军旅生涯的起点。 可惜的是,宦官身体残缺,素来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其 社会 地位低下,两人的交情也为世人所不容。尤其是王越,他因此饱受士大夫们的指责,连后人也贬低他。

  2.王越本人军功显赫,为人妒忌。 王越是一代名将,征战沙场十几年,面对蒙古鞑靼从无败绩。然而在明朝以文治国的体系之下,武将地位低下,王越的功劳明摆在那里,却频频被压制,未免让人心寒。结交汪直才让他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而他每取得一份军功,朝中也会有人不高兴。成化年间明朝已经出现党争的苗头,当时群臣分南人和北人,有南北党之争,两党相互碾压。 王越是大名府浚县(今河南浚县)人,虽然他不站队,却被划归北党。内阁首辅万安、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人都是南人,对王越也大加打压。

 明宪宗得知大同战败之后,朝中还有一些大臣认为战败与汪直、王越也脱不了干系,曾要求追加处罚汪直与王越。 明宪宗对汪直还念旧情,在南京的汪直虽被弃用,但不受其他处罚,相当于提前养老。王越被贬到安陆州后心情低落,一度想过自杀,但明宪宗也并没有追加惩罚。 后来王越曾写了封奏书自辩,说:“大同之败是许宁、郭镗失了先机,和我没有关系;汪直在西厂时,我和他并不认识,都是造谣者的诬告。”看来,当时的王越也想撇开他与汪直的关系。

 王越在战场上击败敌人,却在后方被自己人击败。被贬到安陆州的王越心情非常糟糕的,他壮志未酬,心中不甘,写了首诗,名为《辞朝归》。

 在他的诗中,他感慨:我的报国之心犹如火一般,一夜西风,却化成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