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在写《兄弟》一书中是怎么展现自己对待平静的态度的呢？

在写《兄弟》的时候，余华已经将自己对现实的冷静态度拉了回来，只不过程度比先前减少了一些，到了《第七天》有所加强，到了《文城》又下跌到《兄弟》的水平。这是作家在有意无意间对叙述力度不断调整的结果。“转变”并不意味着与从前一刀两断，而是一种发展和完善。在余华从前的冷酷里较难看出他对社会存在的现象进行干预的实质性行动，而当冷酷被调整为平静之后，反讽的意味就不请自来了。

《兄弟》中的许多主打场面都在“我们刘镇群众”的眼前展开，这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旁观立场，余华站在群众包围圈的最外层，面无表情地观察着看者和被看者的一举一动，他只看热闹，一言不发。“刘镇群众”可以被当作一个专有名词来理解，他们是麻木又亢奋的一群人，被叙述人抱以俯视的目光。

宋钢和李光头的命运连接了两个时代，它的正面叙述从“文革”开始，面对那段使中国人民记忆惨痛的历史，余华采取了与“新时期”伊始时的作家们迥然有异的处理姿态，不像刘心武、卢新华们正襟危坐、义正词严式的讨伐，更多的是经过多年沉淀后形成的置身事外的戏谑式讽刺，其中充满了对当时历史环境下催生出的丑陋人性的无情揭露。

作品开头即是一幕充满戏剧性的偷窥犯被游街的场面。李光头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后，被赵诗人和刘作家押解示众，二人努力使自己的言语接近高雅，却总是适得其反。他们押着李光头几次在派出所门前经过，却偏不将李光头送进去，无非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作为正义使者的虚荣心。

“受害者”“胖屁股”对李光头义愤填膺的指责控诉给看客们留下了讥笑双方的把柄，其话语内容泄露出的信息正是使她蒙羞的渊薮。我们不禁想到，如果她不大叫大嚷令其丈夫惩罚“罪犯”，或许会减少丢人的程度。

她对其丈夫的倾诉和催逼，更像是作者对鲁迅《祝福》里村人们欣赏祥林嫂的苦难片段的反其道而用之，“胖屁股”想通过对丈夫的倾诉让大家看到她受到了多么大的委屈和屈辱，以便将自己放在弱者地位，从而得到些许同情（或者是骄傲？）。这一情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鲁迅小说“看”——“被看”的创作模式，但鲁迅多是对“被看”者同情，对“看”者批判，余华似乎是对“看”与“被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的冷静比鲁迅来得更彻底。

李光头最终还是被送进了派出所，期间的审问像极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警察们如饥似渴地想看到林红的屁股，但有贼心没贼胆，所以“拿住了李光头自然是机不可失”，哪怕听听别人看到的细节也多少解解馋，听到紧要处，他们的“眼睛突然像通电的灯泡似的亮闪闪了”，甚至“憋住了呼吸”，俨然将审问演化成了打听。公家的走卒也难逃天性的“龌龊”，却偏偏拿出一副正义的嘴脸，背地里也一样腌臜。《文城》里的北洋军兵在饭馆吃饭时的喊声被比作牲口的叫嚷，他们嫖娼时却要排队保持军威。

当20世纪经济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果后，人性的浮躁、贪婪、虚伪、唯利是图随之而来。《兄弟》里的李光头看得比任何人都透彻，他直言不讳，五年前用福利厂的残疾人照片和诚意就可以拉到大把生意，“现在时代不同啦”，只有靠“行贿才能拉来生意”。

李光头第一场生意失败，其他合伙人的心理反复几次变化，他们并不是为了基本生计，而是想拥有更多的资本。当听说李光头将要返回，他们极尽客气之能事，当得知李光头并没有拉着生意就开始拳脚相加。给李光头的服装加工厂投资，赔了钱的王冰棍和余拔牙当初对李光头恨之入骨，后来眼看李光头的旧品收购公司日益红火，他们又见风使舵，完全忘记了曾经对李光头的破口大骂。

那时和二人一起投资的另外三人因为对现在形势有所忐忑，没有参加第二次投资，彼此之间相互埋怨。余华将他们当作跳梁小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上演着你来我往的小戏。余华的平静并非毫无来由，在20世纪的暴力环境下，“与失去牲口后哭天嚎地的悲哀不同，失去亲人的悲哀显得平静”，加上肉体饥饿经验导致的唯利是图，性情的麻木也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

从人文主义角度上来说，余华在平静的表情里实现对丑恶的嘲讽，其目的在于提纯美好。二者并存于作家对世界和历史理解范围的中心，作家以超然的姿态使它们互通有无，借以完成对现实的展现与同情。

冷眼旁观的嘲讽其实是幽默的一种方式，而余华“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的机智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余华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他通过这种方式解放了从前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的“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