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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
斯蒂芬·茨威格 奥地利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是一位传记高手。他的《三大师》、《三诗人》等都是传记文学中的佳品。
而茨威格本人与罗曼·罗兰熟识，私交甚笃。
罗曼·罗兰，法国文学大师，著有十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作品，并获得了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1月29日，父亲是公证人，是城里德高望重的绅士； 母亲虔诚端庄，自从她的一个小女儿夭亡之后，就笼罩在一种淡淡的哀愁中，而把所有的心思都花费在照顾柔弱的儿子和他的另一个妹妹身上。罗曼·罗兰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斗士的精神和信仰，而母亲带给他的是来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的探索精神，艺术感受力——音乐性的，神秘的敏感；二者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
罗曼·罗兰的童年笼罩在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中，青少年时代，他被高等师范录取，在这里，他人文科学上的天赋和对音乐的热爱表达出来，开始梦想着一个为世界心碎的单纯的艺术家的故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原型。
此后，他得到高等师范的奖学金，到罗马游学两年，负责整理文献工作，在典籍目录中探寻历史。这两年中，罗兰感受的最多的是友谊，来自七十岁的老太太马尔薇达·冯·迈森布洛的友谊。在两人身上有同样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老太太的思维久经考验而纯净，年轻人则激烈而狂热；从这样的交往中，罗曼·罗兰得到了他游学两年中最重要的学识。
意大利之行后，罗曼·罗兰先是在高等师范教授音乐史，1903年到巴黎大学执教。在严谨的学术生活和写作中，他找到一份慰籍。
1912年，罗曼·罗兰离职退休。为改善身体状况，罗兰许多年来都在瑞士度过假日。1914年夏季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身在瑞士，战争使他的写作、友谊和影响都一分为二。对于他的同胞来说，他是个懦夫，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它；但是，不顾这些攻击的罗兰继续留在瑞士，做他与国际主义相一致的工作。
1919年，罗曼·罗兰与母亲一起返回巴黎，当时她已病重。母亲去世后，罗兰回到瑞士，自1922年至1938年与父亲和妹妹定居在那里。这个时期里，他对社会主义和东方宗教产生了兴趣。此后，罗兰前往他家乡附近的一个法国小镇，在那里继续写作，后因反纳粹活动而遭到软禁，于1944年12月30日谢世于家中。
罗曼·罗兰的文学生涯从他个性中的矛盾体逐渐发展而成，他从父亲那里吸收的爱自由、爱挑剔的高卢人精神，和从母亲那里得到的艺术感受力使他具有了以下常被描绘的奇怪的特征：一个宗教社会主义者，一位反神权的神秘主义者，一位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一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徒。他还是一位在充满巨大国际竞争的世纪坚持国际合作主义者。罗兰爱法国，但他拒绝承认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理性和必要的统一体。这样看来，他身上似乎具备一系列的二分法，而他又不断地在他的小说和随笔作品中将这些表现出来。
热切参与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活动的罗兰探求着将信仰、希望、爱情以及勇气等品质带给他的社会，这种信念解释了他最初为舞台写作的原因——重新激发英雄主义和对他的祖国的信仰。这里最好的例子是他1898年的剧作《狼群》。
因为受挫于舞台条件的过分严苛，罗兰转向对著名人物的研究，他写的关于贝多芬的抒情生活的文章，以及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研究，这些对他心目中的英雄的纪念并非评论性传记，而是为获取这些伟人精神而做的充满诗意的努力。罗兰在描绘贝多芬肖像的同时，试图画出20世纪的肖像及其梦想。
罗曼·罗兰对传记的兴趣充分体现在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之中。这部循环式小说为20世纪力求捕获整个生命经历的伟大传记小说开辟了道路。罗兰否认这部作品是小说，作品松散的结构和问题也很自然地显示出他对形势的拙劣掌握。不过，在罗兰眼里，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被关闭进文学形式的狭隘领地中。《约翰·克里斯朵夫》写的是一位音乐天才与自身、与艺术及社会之间的斗争；罗兰刻画了一个充满矛盾和不协调的性格，一位满怀生命热情却又遭到敌对世界误解的极其诚恳的艺术家。爱德蒙·高斯称《约翰·克里斯朵夫》为20世纪的最高贵的小说作品。另一方面，现代评论家对罗兰的这部最著名作品挑剔得最多，一些人认为它过于零碎、冗长。对另一些评论家来说，它缺乏文体感：语调方面有一定量的跳跃性，语言也总在狂欢式和严肃式之间变化不息。即便在有生之年，罗兰也经常遭到这些批评，他的辩护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恰似生活本身一样充满插曲和偶然。对他来说，作品的意义在于生命的延续，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火花。
《约翰·克里斯朵夫》牢固地奠定了罗曼·罗兰在20世纪早期文坛的声望。有趣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预见了一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来临，作品完成不久，这样的战争就爆发了。此时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15年的小册子《战斗之上》呼吁作战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争取和平。这引起了对他的文学地位的强烈愤怒。法国评论家们认为他只是个智商高的骂街文人，这成为他和法国年轻人之间的也许永难愈合的一条裂痕。
《母与子》是罗曼·罗兰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此书脱稿时作者已经67岁，可说是他老年的作品。书的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因素均已超过《约翰·克里斯朵夫》，然而艺术魅力和抒情气氛则远远不如。
罗曼·罗兰生活在一个阴暗的时代，此时法国的先驱维克多·雨果已经逝世，写作了《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福楼拜也已谢世，邻国泰斗弗里德里希·尼采失去了他的光芒，而左拉和莫泊桑所描绘的世界又是那样的晦涩和阴暗。在这样的一个娇弱、变坏的时代里，罗曼·罗兰缠身于他的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事件中。他真诚地相信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他无间断地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支持被压迫者。
罗兰逝世后，他的名望在法国以至全世界都大大衰落，由于他对艺术多愁善感的态度，以及他写作中缺乏对古典式样的掌握，使法国从未真心实意地接纳这位诺贝尔桂冠得主。20世纪后期是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它发现罗曼·罗兰的理想主义流派十分地虚饰做作。
但无论如何，即使罗曼·罗兰的写作中有瑕疵，人们仍然会羡慕他理想主义的高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