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学到狂禅派、王学修正派，阳明心学在晚明时代的变迁

要想了解晚明时期的思想变迁，不应忽略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

嵇文甫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与冯友兰是同学，二人并称“南冯北嵇”。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与《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是梳理明清之际思想演变的开山之作，也是其代表作。

大家小书系列的《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收录了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和《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两部作品。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聂保平说道，“中国古代社会大致有‘五变’：殷周有制度风俗之变，秦汉之际有国家形态之变，汉唐间有社会阶层之变，宋明间有中枢权力与军制之变，明清之际则有家国与士气之变。每逢一‘变’，中国思想、学术、文艺都因为新血脉的注入而更为繁荣”。

对于明清之际这一“变”，就要从阳明心学的分支发展说起。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阳明心学，或称王学，成为明代重要的思想学派，其心学的分支又持续影响了明末清初的思想演变。

近些年阳明心学的思想广受欢迎，大家对于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观点，都不陌生。尤其是他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每个学习阳明心学的人都要反复琢磨、理解、探讨的。

实际上，针对这“四句教”，关于如何“致良知”的问题，王门后学也各有理解，并发生了很多争论，最终大致分成左右两派，又逐渐向新的方向发展。

王学左派的代表主要包括王畿和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

王畿号龙溪，他在《龙溪集》里的《天泉证道纪》中提出，“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强调四无，强调心，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

王艮号心斋，他强调尊身，“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他认为“格物”的“格”如同“格式”的“格”，以身为家、国、天下的“格式”，也就是要以身作则。他的“淮南格物说”强调以身为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的实功。

泰州派从王心斋发端，经过颜钧、何心隐之后，逐渐流入“狂禅”。万历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到李卓吾发展到极端。

其实，王龙溪就曾赞扬敢于突破固有格套的“狂者”。他在《与阳和张子问答》中说道，“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

颜钧号山农，他认为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都足以障道，提倡扫除传统的道理格套，抛开戒慎恐惧工夫。何心隐也主张要打破传统的道学旧套。

李卓吾推崇王学左派诸人，思想狂放，敢发惊人的议论。他批评名教累人，“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反对儒生，认为诸子只要拥有真才实学都可“各有其用”。

总体来说，王学左派尤其是狂禅派的人物，大多狂放不羁，尊重个性，绝不循规蹈矩，追求思想解放，甚至走向极端。

王学右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归寂派的聂豹、罗洪先、王时槐。

聂豹号双江，在狱中闲久静极之下有所感悟，“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立静坐法，以归寂为宗，专走未发一路，把致良知的“致”当作一种收摄凝聚的工夫。

罗洪先号念庵。他赞同聂双江的观点，主静，认为要收摄凝聚到枯槁寂寞之后，达到致良知。他在《寄谢高泉》中讲道，“良知固出于禀受之自然而未尝泯灭，然欲得流行发现常如孩提之时，必有致之之功。非经枯槁寂寞之后，一切退听而天理迥然，未易及此。”

王时槐号塘南，同样主静。他在《与萧兑嵎》中道，“弟昔年自探本穷源起手，诚不无执恋枯寂。然执之之极，真机自生。所谓与万物同体者，亦盎然出之，有不容己者。非学有转换，殆如腊尽阳回，不自知其然也。”

嵇文甫把反对王学左派的东林派看作王学修正派。他认为，东林派“倒和王学右派相接近，是‘尊德性’一路，而不是‘道学问’一路”，“所以与其说他们是王学反对派，不如说他们是王学修正派，他们究竟还是从王学演化出来的”。

东林派的主要人物包括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他们主要反对的是左派王学所支持的“无善无恶”的观点和他们狂狷的风格。

顾宪成号泾阳，他在《小心斋札记》说道，“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认为要讲“性善”，不能说无善无恶；还必须“小心”，不能放任自然，猖狂无忌。

顾允成号泾凡，同样反对“无善无恶”，在《小辨斋笔记》中说，“无善无恶，本病只是一个空字，末病只是一个混字。”

高攀龙号景逸，讲求静坐，以“善”为宗，同样针对着“无善无恶”之说。他在《邹顾请益》中道，“本体本无可指，圣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极有多方，圣人为拈一‘敬’字”，讲求“善”，不能“无善无恶”，讲求“敬”，不能猖狂无忌。

参与王学修正运动的，除了东林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刘宗周。

刘宗周字蕺山，与高景逸并称大儒。他强调“工夫”，不教人悬空去想象“本体”，主张“慎独”。他在《天命章说》中道，“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深度之说也”。也就是把工夫与本体、静存与动察、主敬和穷理、未发和已发等问题融合而一。

总体上说，王学在阳明之后分化为左右两派，左派发展到狂禅派，右派演变到修正派。对于左右两派，嵇文甫评价道，“他们使王学发展了，同时却也使王学变质而崩解了。王学由他们而更和新时代接近了”。

王学左派主张“无善无恶”，但比较空灵通脱，掉弄玄机，流入狂禅派后，更是猖狂无忌、反对名教甚至走向极端。到了王学修正运动后，讲性善，到刘蕺山提出“慎独”，更强调“工夫”和实践。

从王学左右两派的思想发展过程，大致体现出晚明时期的思想演变的一种“舍虚就实”的大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同时体现在同时代的其他学派上。

王学两派分支之所以如此发展，晚明时代能产生“舍虚就实”的大趋势，跟十七世纪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这也就是聂保平在前言中提到的，“明清之际则有家国与士气之变”。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繁荣，海外贸易兴盛，与此同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引起明代社会动荡。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学者们，为了“拨乱反正”，积极寻找经世致用的良方。

同时，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万历末年，藏书刻书的风气逐渐盛行，给书籍和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另外，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学者们开始厌弃宋人的格套，从好奇到好古，于是古学复兴，古音古字的研究也发展起来。阳明学派“扫俗学之凡陋”、“道术必为孔孟”的做法同样符合好古的趋势。

随着海外贸易和交流的增多，西学也随着西洋传教士输入中国。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以及其他西方科学著作，把历法、几何、地理等实用性知识引入，不仅发展了我国的历法、算数、舆地、音韵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更弘扬了实用的思想，提倡讲求实事求是、寻找客观证据的治学方法。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王学在晚明的发展体现出追求解放思想、“舍虚就实”追求实践和实用的趋势，完全顺应时代的潮流。

2020.03.24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