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民俗

杭州风俗

春节的习俗

农历正月初一，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浙江各地的风俗与全国一样，新春佳节也特别隆重、热闹、庆祝活动以吉祥为核心，丰富多彩；主要有放爆仗、拜年、吃年糕等吉祥风俗。

1、初一必讲吉利话：

《西湖浏览志》载，明代杭州等地春节每家每户在厅堂上把柏树的枝杆插在柿饼上，下面以大桔子托住，应“百事大吉”之句；因为柏、柿、桔即“百事吉”谐音。

2、小年夜的习俗：

苏杭一带把正月初三作为“小年夜“的习俗，这一天不能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这天每户接灶神，凡宅旁有井之家，早晨备香火，素菜供奉于井栏旁，并将除夕在井栏上新贴的红纸封条揭去，名曰：“开井”。

新年初五，杭州的一般居民家家户户购买“寸金糠”供祖宗，讨个“日进寸金”的吉利。

元宵节

唐宋时期，浙江各地的元宵观灯习俗已十分盛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正月十一夜日》就是记录了杭州元宵灯夜的盛况，把杭州的元宵节与京都灯会相比美：

“灯火家家市，箫笙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

到了宋代，三天的元宵灯节又延为五天，以应“五谷丰”的吉兆。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述：“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从官巷口到众安桥悬卖各式花灯称为“灯市”。当时家住杭城官巷口之南面保康巷的著名女诗人朱淑贞曾写下《元夜》词说：“花市如灯昼。”府衙门前扎大型彩灯时称“山棚”。灯口千变万化，琳琅满目。其中以苏州、福州产的灯为富丽堂皇，有用五色珍珠结成网的“珠子灯”，镞镂精巧的五色染成的“皮灯”，五色蜡纸糊与的旋转如飞的“戏马灯”，还有引人注目新安产的无骨灯。此灯制作特殊，《武林旧事》说：其法用绢囊贮粟为胎，因之烧缀，及成，去粟，则混然如玻璃球也。景物巧夺，前无其比。

元宵之夜，居民倾城而出，上街观灯。约至二鼓时分，知府乘小桥上街游尝，并东市西坊搭台，上，坐观，台上。成为观灯的高潮。

皇宫之内，为了表示与民同乐，在复古、膺福、清燕、明华等殿县灯持彩，气氛热烈。同时又在丽正门搭起五大高的彩灯楼，称为玻璃灯山，上千只各式精制的彩灯，怪怪奇奇，无奇不有。“正中用正色玉栅灯排成“皇帝万岁”四个大字。二鼓时分，乐声四起，烛灯彩旗纵横，皇帝乘着辇，一路观赏游览，直登上丽正门城楼，宴请文武百官，形成宫中观光之高潮。著名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两次观看杭州的元宵灯节，一次是血气方刚的十九岁，一次是六十年后再入朝庭修实录史书，他感叹地赋诗一首：

“承计当进入帝城，笙歌灯火连夜明。宁知六十余年后，老眼重来看太平。”

元宵夜灯市以南宋为最盛，明清沿袭。直至民国时期，杭州元宵节仍很兴盛。元宵灯市一般在十二日开始，至十八日落灯。十二日将新做龙的龙灯抬至城隍山龙庙，拜供后，以墨汁点其睛，称为“开光”，俗叫“龙灯上山”。

清代杭州，据《江乡节物诗》载“十三日上灯节，家家户户以糯米粉搓成小粉团，煮以供祖先，称为“上灯圆子”。十五夜，用糯米粉搓成大圆子，其中馅有切得细细的胡桃、花生、芝麻、枣子、鸡油、豆沙之类，名曰：“灯圆”。

端午节的习俗

旧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夏季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古代“午”与“五”同音，故又称端午为“端五”、“重午”、“重五”等名。

端午节起源的说法不一，浙江一带在魏时期已开始成为纪念伍子胥、曹娥等名人志士的活动。明清时期，杭州西湖龙舟竞渡尤盛。据《杭俗遗风》载：西湖龙舟四五只，其船长约四五丈，头尾均高，彩画如龙形。中舱上下两层，首有龙头太子及秋千架，均为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上下推移，旁到十八般武艺各式旗帜，门列各枪。中央高低五色彩伞，尾有蜈蚣旗。中舱下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若做胜会，大船停泊湖中，龙舟四周围转，鱼贯而行。如抛物件，各龙舟水手争抢。最难抢的是钱和鸭子二物。钱下水则沉，鸭子下水则游，各舟你争我逐，大为可观。“据康熙《杭州府志》载：龙舟在祀神享先之后，各至河于湖上以观竞渡，龙舟多至数十艘，崖上人如蚁，近日半山龙舟争，俱于朔日奔赴，游人杂沓，不减西湖中。

乞巧节的习俗

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俗你“七”，是传说中天上的牛朗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在民间妇女有乞巧的习俗，故又名“乞巧节”或“少女节”。

朗读织女的神话故事经千年的流传，日益完整而美丽动人，引人入胜。就是到现在浙江各地也流传甚广在绍兴等农村，这一夜许多少女一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夜深人静如能听到牛朗织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这一夜据《荆楚岁时记》载：“妇女结彩楼

七孔针或以金银五石为针、陈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有符应。”这些一千五百年前的乞巧活动，在今日浙江各地仍有类似的乞巧习俗。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在这一天用面粉制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能赐以巧技，或者捕蜘蛛一只，放在盒中，第二天开盒如已结网称为得巧。绍兴、杭州则盛水一碗在露天中过夜，次日，把碗水端在阳光下，如看到碗面上结了一层薄衣，投入一枚小针浮其上，看倒影，若像剪刀、尺等形状则妇女能得巧。或出现书影，则认为读书有出息，如遇见帽影认为会嫁给做官的人。

中元节的习俗

夏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俗传上元节为人节，中元为鬼节，又称七月为鬼节。

“中元节”又称“兰盆节”，这是道教和佛教在同一天举行的不同节日。道教以上中下三元合天地水三宫。天宫赐福、地宫赦罪、水宫解厄。兰盆（即盂兰盆会）是佛教真诚为追荐祖生而举行的仪式。“盂兰盆”三字是梵文的译音，意即“救倒悬”，这与佛教故事目连救母有关。在浙江，“中元节”祭祀仪式各地大同小异。

在杭州，七月十二晚，家家必备莲蓬、藕、老菱等时鲜食品，以供祖先，说是七月地狱之门开放，祖宗进出自已，故每家须接之。前二日，凡新近有丧事的人家，灵前持白灯，结白彩，供上好的点心，拜佛念经称为“拜中元节”。七月十五日，以鸡冠花供祖宗，这日祭祖，须有素馄饨一碗，以面粉皮裹雪里荠菜及豆腐干为馅子。

杭州各县还有七月半在家祭祖的习俗。先做好白纸封筒，内装锡箔折叠的银锭、元宝，封口后，上写某代祖宗字样，上首书“敬奉”二字，下首书祭礼者辈份名字，背后书封口的日期。祭祀在晚上举行。或在中庭，或在中堂，供桌上摆好菜肴、酒壶、酒盏和盛好的饭，然后燃烛点香，由家长领着小孩拜祭祭毕，在门外地上燃烧封筒。烧过封筒后，再从每碗菜里挟出一点菜和酒，洒在地上，好告结束。

中秋节的习俗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或称“仲秋节”。

中秋之夜的月亮最亮，最圆，故把它看成团圆的象征，又称为“团圆节”。浙江各地，中秋节看得很重，各地的风俗大同小异又因这季节正是江南秋高爽的大好时光，所以中秋之夜显得既活泼又隆重，并十分美丽。

在杭州，这天晚上家家祭月，祀品为月饼、方柿、栗子等类时令食品。祀月是在天井中搭台、设案、点起香。有伴唱文书的，说唱古今书籍，编成七字句，一人弹弦而唱之。不过此各仪式，今已失传。中秋赏月的胜地，在西湖“三潭月”。所谓三潭，实际上是三个建在湖中的三个石塔，中空，每座石塔的壁上有五个等园孔，如在中秋明月之夜，在中点上蜡烛，五个孔用纸封好，这样在湖中就有15个似月亮的倒影，连天空中的月亮***有十六个月亮在水中。西湖的夜景此时美不胜收，妙不可言了。合家团坐，喝酒赏月，出门在外的都尽力设法回家团聚，俗称“团圆节”。家家户户吃月饼，月饼是圆的象征合家团圆。

重阳节的习俗

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因为九是阳教，所以重和就是重阳。这是中国的传统节目。

传说东汉年间，汝南人桓景从费长房学道，一天费长房告诉他：“今年九月初九，你家有大灾难，你马上回家，做些彩衣袋，内装，每人一袋，挂在肩上，登高，在山上饮菊花酒，就可以免祸。”桓景听了，便照着办。第二天回家一看，鸡犬都死了。以后，“重九”登高可以免灾得福在民间传开并成风俗。

“重九”在浙江省正处于深秋之季，金风送爽，天高云淡，登高望远别有一番情趣。在杭州，这一天早上许多卖小吃及卖糕饼的店均有“重阳”出售，糕为方形、菱形，上面嵌一些栗子，插上红绿纸剪成的小旗。家家都买此当早餐，以应节日。

这一天登高爬山，如登城隍山、玉皇山、宝石山、葛岭初阳台等。认为登高之后运气好，万事如意，节节升高。此俗一直到现在盛行。

冬至的习俗

冬至，这是一年24个气节中较重要的气节，一般在12月的22日，也有21日、23日的。这一天太阳经过冬至点，我省都处在北半球，因此，白天最短，夜间最长。浙江人有“冬至大如年”之说。

在杭州，吃年糕习俗从古到今还是未变，有吃汤年糕的，有韭芽肉丝炒年糕的。也有买红色的嵌有猪油的“玫瑰油年糕”，及白色上粘有糖桂花的“桂花年糕”在锅中蒸着吃。吃年糕在早餐较多，取万事开始吉利之。

历史民情风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是随着杭州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发展，不断地由广大人民所创造、所丰富而逐步衍变而成的。它为杭州增添独特的江南风情。

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始建县，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临江滨海，以水为邻。《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

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载：“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自唐以后，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经济繁荣，还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杭州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讴歌唐代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化较大。首先，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西晋时，北方屡遭战乱，晋室南迁，北方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吴(吴兴郡、吴郡、会稽郡)地区，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因此，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特别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入侵中原，赵宋政权南迁，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了很大变化。

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后，经济日益繁华，社会风俗更加多样。当时，杭州已成为北方商贾集中的地方，尤其从汴京迁来的军器制造、土木营造、纺织、印刷等工业和手工业作坊，纷纷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商贾也纷纷开店设肆。云集的商品，丰富的民物，使杭州出现许多著名的街市，如米市、菜市、羊市、鱼市、肉市、柴市以及花市、灯市、珠宝市、猴市等等，至今在杭州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街巷地名。《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或称“天街”，从北首的斜桥向南，一直通到凤山门，路面均铺石板，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南宋《梦粱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不但白天营业，夜市也与日间无异。“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趁早市者，复起开张”。

当时杭州最多的是饮食行业，市民宴饮、品茗成风。据《都城纪胜》记载：“京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设。”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饮食习惯，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乡情，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因此，“宋嫂鱼羹”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

“南人吃米，北人吃面”。杭州人本以米饭为主食，后因北方流寓人多，面食骤然增加。北宋京师上层社会妇女的衣饰，南渡后也传到杭州。连最时髦的“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等化妆品，也在杭州逐渐流行起来。《梦粱录》“民俗”条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自淳祜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南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到南宋末年，经一百五址多年长期的揉杂以后，南北风俗已渐趋于融合。如将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记南宋末年杭州岁时风俗，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北宋汴京岁时习尚作一比较，几乎两者之间，没有很大差别。明人沈士龙为《东京梦华录》作序中说：“余尝过汴，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南京士女小轿不垂帘幕，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面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彩小旗，季冬二十四日祀社，及贫人妆鬼神逐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风尚所渐也。”

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的习俗。北宋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出现了游乐场所“瓦舍”，而且为数众多。影戏的初时只以素纸雕形，南渡后用羊皮加上彩色装饰。说唱诸宫调的，汴京有孔三传编传奇灵怪，人曲说唱，后杭城有女艺人熊保保及后辈女童仿效学唱。随着北人的南来，连奉祀的神庙，也迁建杭州。

北宋士大夫崇尚园林，也成为南宋官僚阶层的一种习尚。当时，西湖四周都建起园苑。《梦粱录》中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元朝李果《风俗通义》题辞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宋室南渡，君臣耽乐湖山，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上行下效，也形成市民阶层“四时幽赏”、行乐西湖的风气。

杭州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

元、明、清三代都继承、发展了这些风俗。同时，元、清两代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民情风俗还渗透、融合了蒙、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语。

杭州的民情风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具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杭州的近代风俗受到西俗的影响，经常出现旧俗中有新的因素。新俗中又有旧的形式等新旧交错的复杂现象。辛亥革命后，杭州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礼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礼仪习俗，相应起了变化，但是，由于民间风俗的传承性，有的习俗仍在延续。而且，在接受外来西方文明的同时，有些坏风陋习也传人进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的民情风俗起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陋俗恶习有的被清除，有的被取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使旧的家庭体制起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杭州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墙门结构已基本解体。随着《婚姻法》实施，男女婚姻自由，封建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已经废除，晚婚和计划生育，以及尊老爱幼，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丧葬方面，也作了改革。春节、端午、重阳、冬至等传统的古老岁时节令，大部分都保持原来的习俗，并增添一些新内容，如春节前后的“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向离退休老干部、职工慰问拜年；清明时节青少年祭扫革命烈士墓，等等。此外，还新增“三八”妇女节、“三一二”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四”母亲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九九”老人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

但是，在出现大量新风的同时，还有许多旧俗，甚至陋俗，不时沉渣泛起。为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杭州市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优良传统，改革陈规陋俗，塑造杭州新形象，树立一代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