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履历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1932年圣诞节，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在东京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后游历日本、东南亚、中国沿海一带。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住址在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坐西朝东，有一个黑色铁栅栏门，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宽敞的院子里种有果树、竹子，还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门外的海淀路上。因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说：“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未名湖）。”
斯诺热爱中国，热爱海淀。他努力学习中文，还请了一位满族老先生指导，他认为“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来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鲁迅先生的建议，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想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到燕大后，他又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和英文系学生杨缤（刚）一起进行编译。他在编者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既不是钻象牙之塔，也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遗，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同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1936年此书出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事件。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而在放弃南京、汉口两座战略城市之前，又没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两个城市不致变成敌人的战争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
他惊异地发现：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任何甘心承认失败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不承认他的权威。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人民就唾弃他，他的影响也就消失了。如果蒋介石投降，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他称赞新四军：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他夸奖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不久即搬回东城盔甲厂13号居住。
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935年）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为了取得更详尽的第一手人物资料，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4月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阻挠，经西安、云阳到延安访问，采访了大量的八路军和中国***产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杂记》等书。
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访问。
斯诺1928年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 帮助他人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日军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
斯诺家中还存放着一些中国人寄存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和玉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了一位联络员来找斯诺，请他帮助变卖从日军手中夺回的珠宝、黄金，以解决游击队急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并提出给斯诺高额的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他对游击队员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我是为中国着想。”斯诺说：“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
接受建议
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找到了肯帮忙的人帮助游击队把珠宝、黄金变卖了出去。
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的人士还没有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掩护脱险
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颇有些传奇色彩。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诺对日本检察员说。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