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相关访谈
采访人:傅小平
傅小平(以下简称傅):至今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就是学界所谓的“新官场小说”系列。写官场小说的并不少见,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下的,比如清末民国以来的谴责小说,比如张平、、周等作家写的反腐小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创作?
杨(以下简称杨):我这几年写的中篇小说几乎都是关于官员的,这跟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熟悉的领域有关。我喜欢晚清的《官场现形》之类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讽刺刻画。你说的现在的作家的主要作品我都看过,真的对我有影响。我认为他们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他们想了解的领域。我可以和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也应该和他们写的不一样。我觉得我更关注的是人,这个场合的人,他们的命运,感情,思想。这个领域的故事可以有各种侧重点。可以把重点放在“场”或者它的“官”,也就是场中的人物。我可能更倾向于后者,所以我曾经自称写的不是官场,而是官员。我努力让这里的人物真实可触,而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和整容的。
傅:在您的新官场系列小说中,学界普遍认为林老板的枪具有代表性。这也是你小说里说的最多的。能谈谈写这部小说的由来和过程吗?另外,小说《尼古丁》有些特别,感觉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惑。
杨:林老板的枪是根据我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朋友去县里当秘书,他的到来恰逢春节。县里一个农民企业家派人送了一个一万块的红包。朋友比较严格,就是婉拒了,找人把红包拿回来。第二天,县里设宴招待商界名流。这位企业家在敬酒时表示不满,说书记丢了面子,他已经半醉了。突然不见人了,不一会儿后院传来一阵冲锋枪的砰砰声。座位上的人偷偷告诉他,这个企业老板很勇敢,曾经当众从一个麻袋里拖出一支冲锋枪。朋友给我讲了故事,我觉得有东西可以表达人物,通过基层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和互动,感受到权力结构的一些变化,所以写了这部小说。尼古丁写作中的困惑主要是自身情感取向的矛盾。这部小说里的两个人物都很执着,一个是照看一片红树林,一个是照看一个填海工程。我尽力设身处地,表达自己的理由。结果我左右为难,很难选择。最后一个主角葬身大海,另一个泪流满面。理智上,我想要红树林,但感情上,我更喜欢死人。这可能是你感受到的作者的困惑。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官员,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他们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说的话,特别真实,特别难忘。
傅:就我看,跟写官场小说差不多。看结局总是让人感受到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感。读者借此机会,在沉重的现实之外,领略想象中的舒适。看了你的小说,我更多的感受到了人生无常的痛苦。好像你们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在个人政治生涯接近巅峰的时候突然转到人生低谷,要么功亏一篑,要么意味着死亡。这样的剧情设计应该更符合你的生活经验,也传达了你对生活的看法。
杨:我想我倾向于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对待生活,我总是想放松我的风格。看来我不想让我的人物活得那么沉重。但一提起来,回过头来看,真的很好,笔下很多人物都以痛苦告终。为什么...自我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如上所述,我关注的重点是人。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生老病死,再高官显贵,在这个基本点上和别人没什么区别。有的是先进后打压,有的是先进后打压。他们在顺境时说的话,往往和他们在逆境时说的话大相径庭。他们在不好的时候说的话,特别真实,特别有纪念意义。这种感觉可能会不自觉的影响到我的写作,所以会让你有那种感觉。
傅:写所谓的官场小说,通常会面临一个难题。强化批判立场往往会削弱艺术品质。利用人的复杂性,过分注重小说的艺术性,还有一个负面作用,就是削弱了批判的地位。有人肯定了你对艺术品质的追求,但对你弱化批判立场的倾向表示担忧。你怎么想呢?
杨: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的作品涉及很多社会现实,包括批判,但我并不注重强化。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祝你幸福平安》,里面有一个基层官员,因为贪污被判了十年徒刑。这是一本反腐小说。我绕过它,改变了立场。我是站在官员妻子的角度写的,写的是她的恐惧,写的是她丈夫是否真的涉嫌贪腐和情色。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独特的表达角度,但也有朋友批评我弱化了应有的批判立场。我觉得朋友的意见不无道理,这个选择可能是因为我自身的局限。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学识有关。我觉得我的局限性并不妨碍我充分发挥一个音域,努力写得更好。感觉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持强烈批判立场的人,可能写出好作品,也可能写得很一般。同样,关注对方的人,也可能写出好作品,或者写得很一般。不管哪种,都可以试着写的更好。
傅: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是你创造了杨现象。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现象有两层意思。一是你推出了新的官场小说,自然成为代表作家之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在官场,就可以跳出官场。在通俗的“官场写作”中,他开创了“官场小说”的新境界。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独特的经历?
杨: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作品为例。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俄罗斯娃娃》,里面写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政府官员,因为加入一个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前的交情,卷入了一桩腐败案,让他的俄罗斯之行特别痛苦。小说的素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6月份参加了北京文学杂志组织的作家团,去了俄罗斯十多天,感受了它的风光和现状,也领略了俄罗斯小偷的厉害。第二个方面是几年前的一次经历:我的一个朋友被指控受贿,另一个朋友得知这个消息,让我试着提醒他。我把这两件事结合成一部小说。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我写这类小说的经验。首先,这是一种积极的接触。无法避免官员受贿、暗箱操作、小圈子无组织活动等问题。触及这个领域总是必要的。二是把握好分寸。这部小说的重点不是办案过程,而是人物。我们不会将人物漫画化到极端,而是从其复杂性中去把握。三是表达意愿。小说里有一句话叫:“阳光是什么?”希望阳光发自内心,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需求。我不敢说这是我写作的独特经历,我说的都是老生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