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文学研究

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是20世纪德国小说家。文笔清晰,富于想象,常用寓言体。背后的含义不同,暂时没有(或者永远没有)定论。这种独特的技巧使得二十世纪的各种写作流派都将他视为先驱。

卡夫卡出生在捷克(当时是奥匈帝国)首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是家里的长子,有三个妹妹(和两个早逝的弟弟)。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和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我一开始学的是化学和文学,后来学了法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曾多次订婚,但从未结婚。41岁死于肺结核。

从65438年到0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他的早期作品受到了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他写了一夜的短篇小说《审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去世前,* * *出版了7部单行本和集子小说。他死后,好友布劳德违背遗言,整理了他最后的手稿,出版了三部小说(未定稿),还有书信和日记,为他立了传记。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的阴暗面,而忽略其光明有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试图在《旧约全书》中纠正这一点。事实上,据布劳德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不住大笑。

卡夫卡是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于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和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依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在默默无闻和孤独中挣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可,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卡夫卡热,持续了很长时间。

卡夫卡一生作品不多,但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美国诗人奥登说:“他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类似于最近的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个荒诞而非理性的场景,个人的、忧郁的、孤独的情感运用象征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法国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都是以卡夫卡为鼻祖的。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骂他。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又壮又干的小伙子,结果适得其反。卡夫卡总是对他的父亲有着不可磨灭的恐惧。由此养成的敏感、胆怯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的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难以消解的异化、孤独和危机,难以逾越的荒谬和恐惧。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压迫,人失去了本质,变得没有人性。另一个短篇小说《饥饿的艺术家》描述了经理将绝食者关在一个铁笼子里40天。演出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支撑不住了。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雇佣,在动物农场附近的路口守着他的笼子,这样游客去看野生动物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看到他。但是,人们忘记更换日期卡,绝食者无限期绝食,最后饿死。这里饥饿的艺术家其实已经被异化为动物。

其他小说则揭示了现实世界的荒谬和不合理,如《审判》和《乡村医生》。在这里,现实和不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通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意味着人类正患着非常严重的疾病,已经让身体无药可救。人类社会有些病是医生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都成了流浪汉。

卡夫卡的小说《美国》和《地洞》揭示了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审判》、《流放》和《万里长城何时建成》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腐朽。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角的经历延续,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在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成之时》中,写了中国人民被驱赶去修建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甚至不知道哪个皇帝在位。他们只是了解了很多年前的战斗,好像那是新闻一样。“皇帝身边是一群来历不明的能干的朝臣,他们以侍从和朋友的身份掩盖自己的危险意图。”“那些后宫妃嫔骄奢淫逸,勾搭奸臣,野心勃勃,贪得无厌,恣意妄为,穷凶极恶如家常便饭。”他还写了一句表达民主思想的话:“在我看来,恰恰是关于帝国的问题应该问人民,因为他们是帝国最后的支柱。”

裕华

简介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出生于浙江杭州,后随父母迁居海盐县。高中毕业后,因为父母是医生,余华做了牙医。五年后放弃医学,加入县文化馆、嘉兴市文联。从此,他与自己的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余华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余华在1984开始发表小说。他是与叶、苏童齐名的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如烟之事》《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颤抖》。

余华自发表处女作《十八岁出门》以来,陆续以极具实验性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关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加起来不超过80万字。他以精致著称。他的作品大多是真实而硬笔的,纯粹而细致的叙述打破了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了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个陌生、怪诞、隐秘而残酷的文本世界和独立于外界的文本真实。余华曾经对自己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贴近现实。我的这个真理不是生活中的真理。我觉得生活其实是不真实的,生活是真实和虚假的混合体。”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的作品。在叙事方面,他放弃了先锋派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但在结构上,他还是能给读者戏剧感和想象力。

主要工作

星星,十八岁出门,四·三事变,1986,河边的错误,一种现实,血色梅花,西西弗斯,如烟之物,古典爱情,黄昏中的少年,细雨中的呐喊,活着,还有许三。

博客

/米/玉华

荒诞小说

荒诞艺术流派起源于西方。用离奇的故事讽刺现实的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徘徊和思考,探讨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的问题,产生了存在主义哲学。还发现人类所处的社会和人类存在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所以荒诞艺术是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而产生的。先是戏剧,然后蔓延到各种艺术。

中国的荒诞小说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荒诞小说,而是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主潮过去后,荒诞小说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用荒诞的手段来揭示社会生活(尤其是“文革”及其后遗症)的荒诞,可以达到某种艺术深度,使“反思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其次,在西方荒诞艺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也以荒诞小说的形式思考人类存在的荒诞性。第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中国新一代作家也用荒诞小说反映了现代人和社会的矛盾和荒诞存在。此外,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的一些作家也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反映出地域和原始思维中的荒诞文化意识。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看,中国荒诞小说的荒诞手法还可以从以下几种形式中看出。一种是用现实的手段写现实中的荒诞事物,其内容(人和事)本身就是荒诞的。二是描写现实中不存在的怪诞事物,其内容本身就是虚拟的荒诞。第三,在基本的现实内容中,包含了对局部荒诞的处理,其形式包含了荒诞的因素。还有一些作品用荒诞的方式写荒诞的事情,内容和形式的荒诞融为一体。

从整体上看,当代中国荒诞小说对荒诞现实的揭示往往蕴含着某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以荒诞艺术的形式体现了中国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在艺术构成上,更多的是意识流手法的渗透。

荒诞小说只是中国当代众多作家文学实验的一个方面,没有一个作家群体把荒诞小说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艺术。

余华:荒诞将成为国内文学的主流

日前,小说兄弟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当晚,小说家余华给复旦学生做了题为“文学不是空中楼阁”的讲座。鉴于《兄弟》多次被批评“过于荒诞,脱离实际”,他以整场讲座回应,并开玩笑说:“我听到的批评太多了。今天复旦还有人说好话,真是受宠若惊。”为了控制现场人流,讲座是“凭票入场”。余华幽默的演讲让同学们幸运地拿到了几张停了两个小时的“站票”。

谈论“兄弟”

现实的荒谬超越了文学。

余华视川端康成为文学启蒙老师,最崇拜荒诞的马尔克斯。

他认为,之所以有人批评小说《兄弟》过于荒诞,脱离现实,是因为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这年头,芙蓉姐姐这种人都有出场费。国学辣妹去孔庙勾引孔子,还称之为‘弘扬国学’...这些极其荒诞的事件不是都上了我们的报刊,成了热点新闻了吗?”与这些荒诞的现实相比,《兄弟》的荒诞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余华透露,他在清华管理学院教书的朋友看完《兄弟》后告诉他,去清华读EMBA的老板,百分之八九十都和李光头很像。“这听起来很传奇,但却是现实。”

余华说李光头和宋超是兄弟,他更喜欢李光头,因为这个独特的人物从来没有被塑造过。在《活着》《许三观卖血》《兄弟》等众多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兄弟》。他假装家长,感慨地说:“这些都是我的孩子。但是有一个在外面总是被别人欺负。我能不能不多伤害他一点?”

荒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余华透露,在写《兄弟》前后,他听到了很多现实生活中关于结婚和离婚的荒诞故事。“《兄弟》出版后,有人在我的博客上发布了一篇新闻报道。内容是某开发区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制造了无数起利用政策的婚姻事件。据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被当地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三次带到民政局办理落户和离婚手续。一对中年夫妇离婚后,丈夫一直不想和妻子复婚,因为这是他多年的夙愿……”

余华认为,中国人有创造“荒诞”的天赋。比如,他听说过一个中国母亲移民到瑞典时,为了带着她成年的儿子,她甚至出具了母子假结婚的证明。“我们中国人总能找到利用漏洞的方法,即使是以荒谬的方式。”他预言,“中国的荒谬才刚刚开始。如果这样荒诞的当代生活再持续50年,那么‘荒诞派’一定会成为我们文学的主流。”

谈论文学

文学来源于细微的细节。

在余华看来,什么样的现实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文学就像生长在现实土壤中的草。“我们经常会阅读大量的新闻报道,记者在叙事之外带来的一两个细节往往可以成为文学的源泉。”余华记得他曾经看过一则关于两辆卡车相撞的新闻。“记者在新闻的最后加了一段说明,写道道路两旁树上无数的麻雀被一声巨响击倒在地,或昏迷,或死亡。这一笔引起了读者的无限遐想,进入了文学的大门。在同一个例子中,一名记者描述了一则报道,一名女子从20楼跳下,摔断了牛仔裤正是那个细节打动了读者,也是一笔绝妙的文学之笔。"

面带愁容回忆往事

著名作家王安忆当晚三次问余华《兄弟》是不是他与现实和解的尝试:“你曾说你写《活着》是因为你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但余华认为,《兄弟》可能没有《活着》那么激烈,但它代表了“我表达自己与现实紧张的另一种方式”。

在王安忆的再次追问下,余华说,如果要谈和解,20年后回过头来看,“我宁愿和80年代的现实和解”,那时候他还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经常和莫言等朋友去朱伟家里看各种视频和电影...回首那个时代,余华的语气里充满了怀念。

“20年后可以和好,这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是不是说20年后你会和今天和好?”王安忆明显是宁折不弯的,余华则流露出一丝伤感。“当一切都成为过去,冲突也会成为和谐的记忆。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局势将不同风格作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大家都散了,各自写书,很少有机会通宵谈文学。”

说“活着”

“为什么小说不像电影?”

由张艺谋执导、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拍摄至今已有13年。回想起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余华至今记忆犹新。“我还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800多人一起看了首映。当时我看完觉得很失望,马上给张艺谋打电话说这部电影不用叫《活着》,因为我强烈感觉电影一点都不像我的小说。”

但从那以后,很多国家都因为这部电影邀请余华出国访问。对此,他说:“你知道,请张艺谋很贵,所以他们很乐意请我做原作者,这就便宜了。”

每次出国,主办方都会组织电影《活着》的放映,余华都会陪我看20多遍。“我对此感到厌烦,但最终,我发现奇迹出现了,我居然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小说不像这部电影?’

说起出国的经历,余华也谈到了自己独特的“混沌美学”:“阿姆斯特丹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城市。这座城市有数不清的自行车。这些车在车库里层层叠叠,很多自行车被锁在路边。简直太乱了,没法‘美’。”

(记者/甘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