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和尚简介
鉴真和尚简介
鉴真（又做鉴真），俗家覆姓淳于，据说是春秋战国时代淳于髡的后裔，出生于唐武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江都县），卒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世寿七十六。是第一位将中国佛教戒律，传入日本的唐代高僧，为日本律宗初祖，世称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一生致力于讲律传戒，虽历经五次东渡失败，甚至双眼失明，仍不改其志，一心一意要将戒律弘传东瀛，终在六十七岁时，第六次渡海成功抵日，受到日皇敕封为「大和尚」，专职整顿日本僧伽制度，培养律学人才，确立日本佛教的戒律尊严与传统，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宗始祖。
淳于鉴真，十四岁时，到扬州大云寺省视出家多年的父亲，看见庄严慈祥的佛像与干净整齐的大殿，感动夙心，遂发出家之志，经父亲允许，礼智满禅师（公元551年-公元628年）出家为沙弥，专研五明，即内明（佛学）、声明（语言学）、因明（逻辑学）、医方明（医药学）和工巧明（工艺学），又学习历法算术等科学技艺。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八岁的鉴真，从道岸律师（生卒年不详）受菩萨戒，学习戒律、医学与建筑，深得旨趣。两年后，游学于高僧荟萃的东都洛阳、西京长安；二十一岁，于长安的实际寺依荆州南泉寺的弘景律师（公元634年-公元712年）受具足戒，尔后，参学于荆州玉泉寺，研究天台止观。
鉴真潜心向学，短短几年就学遍三藏教法，后又跟随融济律师（生卒年不详）研习道宣律师（公元596年-公元667年）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量处轻重仪》；再从义威、智全、大亮等律师深究相部律宗法砺的《四分律疏》。凡此研墨理纸，对于日后鉴真发扬律学助益甚深。除精通佛教戒律和义理之外，他对于岐黄医道、书法、佛教建筑和艺术方面等专业知识，也有很深的造诣。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鉴真随道岸律师自长安返回扬州龙兴寺（即大云寺），此后十年间，于江淮地区讲律传戒、弘扬律学，成为继道岸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此外，他先后主持龙兴寺、大明寺法务，广开法筵，并在寺中附设慈善医疗机构，自制各种散丸膏丹，救济孤苦贫民。据《东征传》的统计，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到离开中国的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整整二十年内，鉴真前后讲大律并疏四十遍，造立寺舍，供养十方僧众；造佛菩萨像无数，缝纳袈裟千领、布袈裟二千余领，供送五台山僧；设无遮大会，开悲田救济贫病，启敬田供养三宝，从他受戒皈依者达四万有余，可说是一位集慈悲和智慧的大德高僧。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来华留学的日僧荣睿（生卒年不详）、普照（生卒年不详）从道航法师（生卒年不详）处得知鉴真为当代高僧，便前往扬州大明寺，敦请鉴真到日本传戒讲学，鉴真为弘大法，宁冒生命危险蹈海赴日，其无畏无私的精神，感动弟子数十人，追随他一起东渡传戒，护持正法。然而，唐时订有国禁，百姓不能私自出国。鉴真未取得国家认可而想渡海赴日，可谓艰险重重。
从天宝二年到天宝七年（公元743年至公元748年），鉴真五次东渡日本都遭挫。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鉴真已六十六岁，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公元706年-公元778年）、吉备真备（公元695年-公元775年）等到扬州拜访，祈请再次东渡传戒，鉴真欣然应允，由于此次启航准备完善周密，于次年二月，一行人等终于抵达当时日本首都奈良，日皇钦定东大寺给鉴真居住，并谕令他为东大寺的大僧都（即大和尚），并诏赐「传灯大法师」的尊号。同年，鉴真于东大寺毗卢遮那殿筑设戒坛，先后为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及高级官员传授菩萨戒，又为日本沙弥四百四十余人授戒，此为日本佛教史上正式传戒的开始。不久，鉴真又于佛殿西边的下野药师寺、筑紫观世音寺等地创设戒坛，时称「天下三戒坛」，广开法席传戒讲律，一时受戒之风弥漫日本全境。天皇又下诏布施一百町水田供鉴真建立道场，即「唐招提寺」，为日本律宗的第一座寺院；而鉴真，自此成为日本传佛诫律之始祖。据《唐大和尚征东传》载：「从此以后，日本律仪，渐渐严肃，师资相传，遍于寰宇，如佛所言，我佛弟子，辗转行之，即为如来常住不灭，亦如一灯燃百千灯，暝者皆明明不绝」。天平宝字七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五月初六，鉴真于方丈室内，面向西方，盘腿而坐示寂。
综观鉴真东渡弘法的伟大成就，在于对日本佛教的流传和日本文化的变革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随行携带的《华严经》、《涅槃经》、《四分律》等四十八部经典，和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行书真迹等，使得中国书法艺术在日本发扬光大。同时，鉴真精通病理医学，尤擅草本，他的汉药药方也为日本医药开创新领域，至今仍有《鉴真上人秘方》一卷流传于世，日本医药界更尊鉴真为始祖。
再者，由他亲自指导所建立的唐招提寺，也成为日后日本佛教艺术的典范，寺中的佛像与建筑更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对日本的佛殿建筑和艺术贡献卓越。更重要的是，鉴真东渡弘法时，所携往日本之大量佛教经像、药物、艺术品等，对发展日本医学、雕塑、美术、建筑、绘画、书法等皆有相当贡献。同时，跟随他东渡的中国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艺名匠，更将日本文化、造像和艺术全盘唐化，对于当时和后世的中日文化交流，皆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