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有哪些鲜为人知又值得品味的细节？

细节有点多：

1 《清明上河图》背景研究

《清明上河图》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的风俗画，全图以散点透视的手法展现了北宋东京的城市风貌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图中展现了北宋建筑、景观、商业、手工业、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的详实场景，是研究北宋东京人民生活和城市风貌的重要资料[1]，为研究北宋东京东水门地段城市设计特色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北宋东京城中哪一个具体地段众说纷纭。王继宗2013年在《清明上河图意为“清明坊处上河之图”》中阐述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城外东南方汴河流经的“清明坊”；程民生2016年在《清明上河图及其世界影响的奇迹》中认为该画是现实的集萃和艺术想象的交融，而不是具体某地段；河浚1991年在《北宋东京上善门考-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城楼》中认为图中描绘的是外城的上善门（即东水门）一带景象；阎现章2008年在《清明上河图研究综述》中提出该画描绘的是东京沿汴河地区东水门附近的生活景观；许蔚2013年在《近世城市空间研究的一个面向——读清明上河图札记》中综述得出汴梁外城的东水门确是画卷中的民生百态的载体。本文结合《东京梦华录》东都外城和河道中关于城门、虹桥的描述及相关主流学术的观点，将《清明上河图》中城门视为东水门,借助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要素进行进一步探究。

2 北宋东京东水门地段城市设计分析

2.1 北宋东京城市概况

北宋的都城东京由里城、外城、罗城三道方城组成，南北较长，东西较短。皇城是北宋时期皇帝的议事殿阁和寝宫所在地；内城建有部分中央机构及居住区；外城主要为居住区，是东京军事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开封城内河道较多，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连接整个东京城，号称“四水贯都”。宋代社会重心下移，商业空前繁荣，街巷制彻底代替了里坊制。无论是商业形式还是建筑建造，北宋东京城在中国城市建筑发展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2 城市设计物质要素

凯文·林奇把城市空间格局的构成归纳为边界、节点、标志物、区域与路径五要素>[2]。其中，①边界指区分割裂空间的线性要素；②路径多指具有固定即成方向性的路线；③标志物泛指可对判断外部空间产生参考价值的点状要素；④节点表示城市中的关键性要点；⑤区域指三维的面状空间形成的较大地段[3]。本文根据《清明上河图》中丰富的物质要素进行了归纳分析（图1）。

图1 城市意象形态要素分析图

2.2.1 边界

《清明上河图》中边界的主要构成要素有城墙和水体边界线。

北宋东京城墙***分为3道，图中所绘的里城城墙沿用唐代汴州城基稍加修葺，皆为土筑，只在转角和城门口用砖垒砌，城墙平面呈不规则矩形，周围10km计150步，***开城门10个[4]，墙体颜色为深青色。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图2）和清绘本（图3）中都对城墙进行了描绘，同时期的《东京梦华录》中亦有记载：“新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5]。”《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北宋东京外城垣的收分很大，“横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脾晚七尺”。按其所定的0.311m为一宋尺计算，则北宋东京外城的高度折合为12.44m,城墙基宽约为18.35m，由此可见城墙的高宽比约为2：3[6]，城门两侧城墙的内壁上，建有许多梯形的斜坡磴道即登域马道。这种马道在战时方便城内兵马上下，和平时期又是游人登上城墙观赏城内外美景的通道，不仅形成室内外的间隔，而且便于总览全城宏观、辽阔的景象。

图2 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城墙

图3 清绘本《清明上河图》中城墙

水体边界线表现在汴河两岸，自然的边界未经人工整修，显得原始而且自然。水系两侧有沿水生长的草木和停靠的船只，配合曲折的岸线显得生动灵活；临空架设的虹桥连接了两岸，水体边界线通过桥梁产生联系；天然塑造的微地形烘托出疏密有致、虚实相生的空间层次。

路径在《清明上河图》中主要体现在陆路和水路。

东京城是在旧城基础上改建而非新建的城市，道路较窄，密度较大。《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6条主要道路，其中一条主要道路呈东西走向，宽度约为10m，出城门后路宽渐窄；另有4条是呈南北走向，路宽较窄，约5m～8m；郊野区道路总体东西走向，中部向南拓展，尺度最小，约为3m（图5）。北宋街巷制改革之后，街道两旁的建筑物打破了坊墙的束缚，同时临街商铺的开放性促使侵街现象愈演愈烈，道路两边店铺空间向外延伸，形成两道凹凸层叠的轮廓线[7]。其外是摊贩沿街搭棚售卖的位置，经营地段由表木限制，既保证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公***交通，有的表木之上配有测风仪，测定风向的同时丰富了道路景观。北宋时期已经广泛采用桃李等树木作为道路绿化，同时路边用条石砌镶的御沟进行排水，路面用不同花色纹路的砖石铺设，在实用性能和美学角度上远高于土石路面（图6）。北宋当时在交通体系的组织及道路形式的优化处理方面均有较高造诣。

图4 街道轮廓线

图6 道路构成及相关要素

东京有“南河北市”之说，河道运输已经作为一种长途运输方式广泛存在且高度繁荣。汴河作为水路运输的主航道其宽约30m，整体呈东西走向，在穿越虹桥之后河流向东南弯曲；汴河河岸上滨水建筑的底层为避湿气和水流侵蚀采用架空处理；汴河弯曲不一，凹凸有致的形态为众多货船提供了合适的靠岸停泊地段；河岸中行驶的商船与汴河的尺度都较大，比例协调（图7）。两岸植有柳树，并有宽约1m的小路紧临水体，方便纤夫收拉纤绳。汴河独特的天然条件和适当的人工开发利用使其在北宋东京有机高效的水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图7 汴河及相关要素

2.2.3 标志物

图中的主要标志物有城楼和孙羊正店等商业建筑。

城楼基部位于城门墩顶平座之上，面阔5间，进深3间，其高约16m，为单檐庑殿顶，檐下三层斗拱，主体漆成红色，雄踞于沿街店铺之上，在打破建筑群体单调构图的基础上与其他店铺相组合，形成了鲜明的视觉焦点。同时作为城市轮廓线的高潮，汴河两岸的制高点和强有力的视线汇集处，城楼在整体环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拥有最佳的观赏视角。

商业建筑如“孙羊正店”的标志性在于其高度、体量以及开口空间。张小鹏2016年在《清明上河图的城市空间格局研究》中指出，两侧商业建筑最高为8m，街道宽度与建筑高度d/h在1和2之间；谭刚毅2003年在《宋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民居和商业建筑研究》中认为，d/h之比为1：1.1-1:2.4，通过以人为比例大致推算可得出孙羊正店高度约为9.69m（图8）；江珊2012年在《从宋画中看宋朝市井街巷建筑空间》中指出，商业建筑呈现不规则的合院式，可能是不断扩建的结果，可以得出其建筑体积较大且趋于增长变化，建筑整体长宽比在1:1-1:2之间，敦厚稳重，与街道尺度相得益彰，给市民绝佳的体验感；王洁2006年在《从表层定量解读描绘的街路景观——清明上河图的成分分析》中指出，建筑墙壁开口有“全部开口”、“大开口”、“门或窗的开口”、“没有开口”等形式。这使得建筑立面凹凸不一，具有较高的识别度且极具开放性。

图8 孙羊正店高度推理

2.2.4 节点

在《清明上河图》中，节点包括城门和桥梁。

城门由砖土构造，颜色呈青黛色，只有一个门道，反映其性质为州县级城门，规模等级较低。尹家琦2009年在《北宋东京皇城宣德门研究》中指出，城门高度近于垛口，约为12m且向内斜收，其坡度按照北宋年间《营造法式》的规定为4:1,与根据清明上河图尺度对比分析得出的比值相同（图9），整体造型敦实厚重，比例适中。城门屋脊约高15m～18m，无愧于图中天际线的制高点和最重要的标志物之一。同时，城门沟通了人居活动和商业交流，衔接了空间层次和内外风貌，这种有机渗透体现了北宋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色。

虹桥（图10）坐落在汴河两岸的枢纽位置，桥幅宽约10m，距水面高约5m，汴河此处宽约20m[8]，整体漆成红色，作为连接郊野区以及河市区的纽带，虹桥将两个部分通过“s”形的构图韵律巧妙承接，提供视觉和地理上的连系[9]；在结构处理上，采用大木料临空架设的手法，属于当时的新技术、新结构；在功能上，虹桥不仅作为两岸的沟通联系的纽带，还是摊贩聚集交易的场所，促进了集市发展；在表达效果上，虹桥自身产生的曲线柔和自然，又保留了大跨度所体现的敦实稳重，不仅体现了北宋人民卓越的构造技巧，也展现了风格多样，张弛有度的城市风貌。

图9 城门比例示意图

图10 虹桥

2.2.5 区域

《清明上河图》中区域囊括市肆区、河市区和郊野区。

市肆区（图11）作为反映北宋时期汴河两岸民生百态的载体，可清晰明了地观察当时街道空间方面的布局特色，《清明上河图》中***有800多人，每个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栩栩如生，各具特色。图中可以明确推断沿街界面形态的店铺约33栋，其中酒店5栋，饮食店19栋、零售6栋、其余3栋[10]。除此之外香药业、医药业、娱乐业等业态竞相发展（图13）；汴河两岸的招幌、牌匾、灯笼、旗杆等是富有东方色彩的标志，使街区丰富而不混乱、有序而不单调。开封的市肆没有集中市制的拘束与禁锢，取而代之的是商铺分散在全城各处街道和角隅，市肆分布广泛；除了日常集市，早市夜市相继出现，市肆形式多样，进一步体现了包容开放的商业特色。

图11 商肆店铺类型及分布示意图

河市区作为连接市肆区和郊野区的纽带，沿汴河展开，以虹桥为标志。静静流淌着的汴河，两岸停船卸货的繁忙场景展示了东京商业、交通运输的繁华以及水上交易的重要性，是市肆区内繁荣的商业向城市外的发展和延伸。

乡野区少了一些热闹与繁华，显得自然、朴素。乡野区地面较为平整，稍有土丘和凹陷之处；树木茂盛，种类繁多，大体沿路两侧布置；空旷的场地，舒朗的房屋，繁茂的树木，显示出与市肆区完全不同的空间风貌。未过多开化的自然风光，体现着淳朴的天然质感。乡野区人口稀少，主要以农耕的小农经济为主，所以形成了舒朗的自由生长的空间格局[11]。

2.3 城市设计非物质要素

2.3.1 行为

《清明上河图》中人的行为是城市特色中非物质要素的反应形式，全画***800多人，每个人物形象的刻画都各具特色，这些人群的户外活动可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图12）。

将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场景进行对应可得出：必要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外界条件影响，且人群主动参与其中。从城门开始至画面结束的市肆区即是主要的必要性活动空间，众多街市商铺临街而立，活动区的主要节点处的人群密度较大，空间围合感较强，视线集中，如药房、肉铺等。从城门至虹桥段人流攒动，摊贩云集，是社会性活动的聚集地。空间相对开敞，人流密度适中。虹桥两侧摆摊的商贩，吆声阵阵，时有行人驻足交易，有包子铺、修车铺和各种休闲娱乐设施，虹桥下货船往来通行。自发性活动产生的条件需要结合人群主观的意愿和客观环境。郊野区形态自由、视线开阔，人流稀少，仅有几列人马陆续行进，是自发性活动的主要发生空间。

人群的社会性、自发性和必要性活动相互区分而又各有联系，生动反映了北宋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了物质繁荣且生活气息浓厚的城市风貌。

图12 户外活动空间分析

3 城市设计特色总结

3.1 功能分区明确，区域特色明显

北宋东京市肆区的街市空间沿街道展开呈带状，乡野区以汴河为依托，呈自然发展的空间形态。不同城市空间承载不同功能，对于相对拥挤的市肆区，高宽比大约在1:1-1:2之间，建筑高大繁华，形式多样，注重细部刻画。活动以商业和娱乐为主，主要是必要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而相对舒朗的乡野区则没有过多的人工修饰，建筑低矮，植被较多。它是市民休闲、货物的生产运输的良好承载。

3.2 街道成为市民生活的载体

毫无疑问，商业的活跃和街市的繁华是北宋东京公认的特点之一。从街市制到坊市制，城市生活突破了坊的束缚，街道开始成为市民生活的载体。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并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12]，街道不仅具有交通功能，也是市民交易买卖，娱乐休闲，参与公***活动的场所。愈演愈烈的“侵街”现象突出体现了商业的繁荣。

3.3 城市景观的高度协调

敦实高耸的城门无疑成为东水门地段天际线的最高点，给人以统帅全局，神圣不可侵犯之感。商业街道正对城门，适宜的高宽比给人以亲切感。建筑肌理井井有条，城门内外房屋走向与城门基本平行或垂直；而汴河区域房屋走向则以汴河为参照，大部分与其平行；乡村住宅朝向和布局相对自由[12]。景观序列空间由汴河入河口的起始端推进到郊野的过渡段，再之行至虹桥段的高潮段，最终于街市的结束段收尾。市肆区刚硬、线性的形态特征与汴河两岸柔软、自由的曲线形成对比，城市景观自然和谐而又灵动活泼。

3.4 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

市民文化的新兴极大地丰富了北宋的城市特色，夜禁制度的松懈使宋代城市的夜生活十分丰富。不计其数的市肆店铺、丰富多彩的物品、五光十色的广告、色香味美的小吃展示了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随着居民结构的平民化、多元化，城市文化取向与物质消费的世俗化，整个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城市呈现新的面貌，开放型的新城市格局逐渐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城市格局从封闭古典型向开放近代型转化，从此我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后世城市的发展影响深远。

4 结语

商业地位的提升和市民阶级的抬头促使北宋东京形成了多元开放的城市空间格局，突出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和经济意义。《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物质空间及人群活动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实力、民族文化、城市功能、土地效用及人的行为模式等诸多特色。通过研究北宋时期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杰出成就，探寻如何组织好这些要素的外在联系和内在秩序，遵循其赋予城市机能与造型的规则与信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发扬东方固有的传统城市设计精髓。

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东京东水门地段城市设计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