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工作都有啥？

要说全世界最坑爹的工作，中国的急救医生绝对应当入选！

我干了大半辈子的急救医生，天天随救护车到处抢救各种急性危重病人，这是一份又脏、又累、又危险、又熬夜、又钱少，又……的工作，比方说为了给病人气管插管儿，咱北京这公***厕所的地面儿我都不知道趴过多少回了！

要这么说可真是冤枉！就说我吧，遇到过N次，刚一下车就被家属一把揪住脖领子说：孙zei！ 你们TM的怎么才到！？ 堵车啊我滴爷！ 路上车本来就多，很多司机又占着救援车道，我们也没长翅膀儿飞不过去啊！

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工商大学抢救一病人，刚进院儿，只见病人仰卧在地，一查没有了心跳呼吸，我赶紧跪在地上开始心肺复苏。结果一个小伙子手握一把菜刀冲过来，急赤白脸的跟我吼：“你丫今天要救不活我立马儿宰了你！”

嘿！这是怎么话儿说的！

您说您爹又不是我弄死的，您凭什么宰我啊？

我一下子站起来，是赶紧逃命？还是搏斗？ 这还没盘算明白呢，后面又有几个小伙子追了上来，一边拼命把那厮拉走，一边还和我解释：“大夫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啊得理解他的心情。”得！那我这纠结的小心情谁来“理解”呢…

说到这儿，您可能觉着挺夸张，其实我们日常遇到这类事儿多了。我们急救中心不少人都被打伤过，鼻青脸肿的、开瓢儿的、鼻梁子被打断的、腿被打断的等等都有，我这儿大嘴巴都挨过几回了，眼镜儿都换好几个了！

说到危险，这个工作经常接触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吸毒的，还有车祸、火灾、塌方、毒气泄漏、刑事犯罪的现场等，所以急救医生注定要比医院的医生承受更大风险和心理压力。

“非典”一开始，我作为一个“高龄”的老同志没被选中上一线，院领导说要保护好老同志，因为身体没有年轻人抵抗力强，一旦感染就麻烦了。可我在急救中心工作了几十年，一直负责最危重病人的抢救， 再三思考后我找到领导态度坚决：就是死，也要死到一线，于是就和年轻大夫一起上了“战场“。

当时北京急救中心可以说是每天接触“非典“病人最多、最早的医疗单位之一。每天不仅去大街小巷的各个地点接疑似患者，还要负责转运各大医院已经确诊的患者。一般大批转运都是在夜间，急救车排成一字长龙飞驰，蓝灯闪烁，如同一条彩带在夜空飞舞……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壮观，可当时哪有这个心情。

记得一天是派我去抢救一位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的老人， 几位同事帮我里三层外三层全副武装起来。到现场后一量患者体温39.5度， 我抬手摘掉了“猴帽儿“，护士一看脸都白了，急声喊我”贾大夫！贾大夫！…”，我指了指血压计说: 带着帽子没法儿量血压。

经查患者确诊为““急性左心衰”，十分危重，抢救了半小时后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并安全送往医院。临别时，三位家属郑重地站成一排，给我和护士深深鞠了三个躬。说真的，这么多年挨骂挨打我连一句委屈都没道过，可看着这三位家属真诚的目光，我扭过身儿，眼泪混着汗水一起流下来……

反观今日，我真的特别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

院前急救工作，这是一个十分劳累的重体力工作，经常提着几十斤重的抢救设备爬楼，尤其有的小区夜间没有电梯，十几、二十几层的楼还要跑着上去，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抢救完病人，还要一起把病人抬下来。每次抬完担架，气喘吁吁浑身瘫软，衣服都湿透了、手也哆嗦， 要是不信啊，您改天抬一回就知道了。

有一次我抢救一位心衰患者，电梯停电，我爬了13层上去，等患者情况稳定后，因为大半夜的找不到人帮忙儿，于是我又背上患者从13楼爬下来，那可真是“爬“……至今我的两个膝盖都是关节积水，这种情况可不止我一个，我们急救中心的同事们都或多或少的有各种伤痛。

所以说啊，单位每次献血我都抢不上，为什么？年轻的医生总是抢在前面，我们科年年“超额”完成献血任务。我问他们干嘛抢着献血，他们回答“说老实话，就是想多歇几天”。我听了之后真想哭，大家就是太累了，积劳成疾。

话说回来，尽管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多次说过“这就不是人干的活儿”，但我却打心眼儿里真心热爱急救事业，套个新词儿，就是这份工作特别有“成就感“。 所以我多次放弃了调到条件优厚单位的机会，包括北京市政府医务室等等。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守在医疗战线的最前沿——院前急救，直到退休。退休后我仍然每天都在干着和急救相关的事儿，依然在苦中作乐。

以上说的都是事实。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往事时常再现，有记者曾问我：“您这么热爱急救事业，一定是无怨无悔了？”我说：“不！我有怨无悔！”

中国的急救医生，虽然应当入选全世界最坑爹的工作，可若有来生，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做一名有怨无悔的急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