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1925之后,现代叙事文学中出现了全新的因素。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作家的视野从个体解放转向了社会解放。这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文学就出现了。它表明了继开辟五四新文学划时代局面之后的又一个新阶段的到来。然而,在这股强大的革命文学洪流的初始阶段,即蒋光池、洪等一批左翼作家创作的“革命浪漫真实”小说,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这类小说不是基于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而是根据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生活的幻想,任意编造情节,表达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与后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同。以蒋光池的《少年流浪者》为代表,在创作圈流行了1928-31年。
左翼文坛的青年作家大多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不久留学苏联。回国后,虽然有一部分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际革命斗争,但大部分作家仍在上海的“亭子间”从事写作。他们对中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知之甚少,缺乏真正的群众工作经验,所以他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和改造。他们常常把真实的斗争理想化、简单化。比如洪小说《家书》中的主人公就认为:“如果把这个(未来)美好的社会比作一只鸟,那么这只鸟就在我们的鸟笼里,不在空中,不在树林里,不在田野里,只要伸手就能得到。”
这是一群具有浪漫气质的青年作家。蒋光池曾对郭沫若说:“一切革命者也是浪漫主义者。不浪漫谁革命?”同时,他在《死的情感》一文中直言:“还有什么能比革命更有趣,或者更浪漫?”这种“浪漫的气质和行动”(孟超的语言)体现在作品中,往往使作品纠缠在“革命加爱情”的公式中,强化了次要的爱情问题和浪漫的情节,陷入了对孩子的亲情小圈子。
1931年11月,“左翼联盟”在“左翼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中明确提出放弃创作“爱情与革命的冲突”等“定型观念和虚伪主题”,“革命言情”小说逐渐销声匿迹。
革命文学要以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代为背景,反映这个时代各阶层人民的行为和心态,为革命指明方向。小说《革命演义》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规范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让工农双方都有一种才子佳人的情调。这种违背写实创作原则的虚假编造,根本没有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