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
祖国曾向郎平发出过2次召唤。
第一次，是1994年。
那时的女排老将退役后继无人，整个队伍一盘散沙。
体委想邀请郎平回来，一通电话打过去，字字戳心：
“ 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
就这一句话，瞬间打消了她所有犹豫。
郎平答应了。
隔年，她孤身回国。
这一回，她几乎割舍了一切：
刚满2岁的女儿，
一段刚刚结束的婚姻，
一份拼了8年才换来的教练工作，年薪20万美金。
用世俗的眼光看，家庭美满、工作稳定，应该可以称之为幸福。
但对郎平来说，她必须将这一切亲手戳破，然后把苦水硬生生的往心里咽。
当然，既然选择，必全力以赴，这是郎平一生坚守的信条。
3年执教，白天带练，晚上分析， 她做梦都在和排球死磕 。
终于，中国女排等来了“重生”！
世界杯季军、亚锦赛冠军、亚运会冠军、奥运会银牌……
郎平用实打实的成绩，交出了份傲人答卷。
祖国的第二次召唤，是2013年。
亚锦赛上，女排惨败，只拿到第4名，史上最差成绩。
跌到谷底的女排看不到一丝希望，主教练位置更没人敢接……
此时，又是郎平，迎难而上，应下了。
再次带队中国女排，那年，她已53岁。
但在训练强度上，她丝毫不敢有一点放松。
盯训练、看数据、疏导球员心态，她都亲力亲为、事事巨细。
隔年，世锦赛上拿下银牌。
第二年，世界杯夺冠，11年后，中国女排终于再站上世界之首！
第三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姑娘一举摘得金牌，现在想起来依然燃爆！
力挽狂澜，郎平真的做到了。
前后带队2次，和中国女排并肩的11年里，伤病、压力、舆论、诋毁……
她都咬着牙一一扛下了。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赛后，郎平宣布了退休：
“这些年，我对于排球的梦想也实现得差不多了。 我不能再追求了，这年龄也追求不下去了 。”
“我一次次离开家，都是义无反顾地去奔事业。我觉得其实对家人真的很亏欠，也希望到这个年龄收一收。”
女排姑娘哭成了泪人，集体鞠躬向郎导致谢。
而郎平心中的不舍，却没人能真正体会。
这也让我想起了她在自传《激情岁月》中曾说的： 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 。
当你真正了解郎平这几十年的经历，你才会真的理解她的复杂心情吧。
下面3段故事，均来源郎平自传。
都是一些很少在报道里看到的细节，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普通的郎平。
“特别认真，郎平从小就这样。”
郎洪评价郎平，自有姐姐的角度。
“我就挺能认错的，郎平不这样，她要是认为自己没错，死活不承认。
她做事又特别认真，不管干什么，干了就一定要干好。
我们俩小时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挣零花钱，一大盒才给一角六，我们俩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让我妈知道。
我干活比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个个都给挑了出来：
你这不行！
我说，一两个没粘好怕什么，那么多呢，谁还给你一个个检查？
她不干， 非让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别认真。”
太认真，一丝不苟，郎平才“心累”。
谈到郎平的“累”，性格稳实的郎洪神情便忧郁起来。
“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
跟她说话，她似听非听。
只有打完比赛，她才高兴，去商店买这个、买那个，俏皮话也多了。”
郎平心累，还因为她对人对事太细致。
无论打球、执教，无论做母亲、 做妻子、做女儿，担当任何一个角色，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将就，总想尽力，做得完美、完善。
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难以保证打球不输、感情不败。
这几年常常生病，确实干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
回来执教，全国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 工作特别费心，心累 。
白天训练，一到球场，我教练的脑子就开始转动，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有个别队员，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点劲，你得看着她，还得点她， 她练累了，你还得想办法调动她。
尤其是封闭训练时，一到晚上，我要带队员看录像，队员分组看，星期一是二传，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
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个组都要帮她们分析。
我脑子里全是球啊。
有些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
孙王月的拦网问题怎么治？
根据李艳的动作结构，她的扣球用什么办法使她有所改变？
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 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 。
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
尽管，袁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
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 梦里都是球 。
我对袁指导说：“你的承受力还是比我强，看来， 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 ，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
长期积劳，体质便明显下降，经常发高烧，血压低，脖子一动就头晕恶心。
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我感到难受、无助。
我的宿舍不朝阳面，开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间年久失修，屋角的墙皮斑斑驳驳地往下掉。
平时忙，不注意这些，一生病，情绪低落，我想得很多：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 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
我什么也没有。
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 女儿只能跟着她爸。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
看看周围的人，譬如我姐姐郎红，人家也不干什么大事业，平平稳稳地过日子， 该过节过节，该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家，有丈夫、有女儿，老少一起生活， 心宽体胖，多好。
可我呢，丈夫没有了，女儿也不在身边，我和周围的人形成了那样大的反差。
这使我心里的渴望格外强烈， 渴望 健康 ，渴望家庭，渴望爱情 ，那是最美满不过的了。
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 健康 ，有家庭，就是幸福。
可是，我这个郎平有什么？
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军、拿亚军，多么伟大。
我伟大在哪里？我就是肯付出罢了。
把自己统统贡献出来，如果 1995 年不回来，说不定我又成家了，和别人一样地过日子，尽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实实在在。
当然，身体好了，这些在生病时比较灰调的想法便烟消云散。
尽管身体常常出问题， 但这个事业没干完，我不会倒下 。
我挺坚强，病一好，又忙碌起来，队里的工作又斤斤计较，一点都不肯马虎。
我这 20 年，一直都在和“成与败”打交道，对成败的感受尤为深刻。
我觉得，决定成败有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对成败的思想认识，二是承受成败的心理素质 。
尤其这次世界锦标赛，真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是一种强烈的刺激，没有坚强的神经，很难挺得过来。
搞 体育 ，好像天天就在考虑“ 成败 ”这两个字。
为我的成败，不仅我家里人要为我担惊、受刺激，这么多球迷和观众给我写那么多信，通篇谈的 还是“成”与“败”。
所有的熟人朋友见了我，首先不是问你生活怎么样、 身体好不好？
第一句话就是：啊呀，最近不错，又赢啦！
要不就是：什么时候赢古巴队、拿冠军？
而报刊杂志似乎有个统一的语调： 郎平，你何时再创辉煌？！
一听到这样的问候，我脑子就晕了，特别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许是接受了一些美国文化的影响， 我对成败胜负，心里没有太大压力 。
因为， 美国人的观念是，只要你尽全力、做最好的尝试就行，然后，或成或败，该是什么是什么。
因为，成败的因素很多，有如何看待的问题，还有如何驾驭 的问题。
但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概念、一种追求：
必须得胜、必须拿冠军、必须战无不胜——我强加给自己的也只有这一种选择——那时候，我的生活中只有排球，球弄不好，生活就没有光彩，也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精神压力特别大，一输球，脑海里就冒出一个很严重的问号： 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到美国以后，我和劳尔也经常谈论在两个国家打球我们各自不同的体验，我也问劳尔她在美国队打球的时候压力大不大？
劳尔说， 世界冠军只有一个，但生活不只是排球 。
排球是我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乐趣，不应该只感到精神负担和压力。
劳尔还说，人的能力有大小， 他扛 40 斤，你只能扛 30 斤，30 斤对于你是极限， 你扛足了，你就是成功者 。
在新墨西哥大学给劳尔当助理教练的时候， 看劳尔指导学生打球，对我也有启发 。
刚开始工作，我好像只会对学生说一句话：“这不对，这样做不对。”
什么都是不对，队员都觉得奇怪，怎么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不对”呢。
劳尔和我截然不同，她总是说：“很好，这个动作不错，你再体会体会。”
或者是：“这个呢，还不是很好，你再试一遍，你一定会更好。”
这种做法有好的一面，培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刚开始，我也不太习惯，别人夸奖我打 球打得好，我总是谦虚地说：“不好，我打得不好。”
人家特不理解，反问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打得不好，谁打得好？”
我哑口。
在中国， 你不能“说” 自己最好，但必须“干”得最好 。
哪怕输一场球，有些袖手旁观的人就受不了，比我们这些天天在球场上摸打滚爬的教练和队员更计较输赢和成败。
我当然理解大家的心情，都希望中国女排能和当年的“五连冠”相比，希望女排早一天拿冠军，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得客观地分析中国女排队伍的情况。
不能说，拿了冠军就是拼搏，不拿冠军就不是拼搏。
我们组队七个月， 打世界杯赛获第三。
接着，我们又在奥运会上拿第二，这些成绩虽然没有达到大家所期望的“第一”。
但这样的成绩也是天天拼出来的。
是我们这些队员的血汗，她们每一天都在作最大的努力。
在漳州夏训，我们的队员每天要湿透六七身衣服。
我有时会想，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舍得把自己的孩子整天放在球馆里这样地练啊。
全世界有 130 多支球队，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坛发展的这种格局中，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每个队员都呕心沥血了 。
如果一定要她们一场不输，输了就冷嘲热讽，这对运动员很不公平。
其实，输赢算不了什么，打世界大赛，毕竟不是打世界大战。
我们打的不是利益，我们打的是一种人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