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评论
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陈的《李十三推磨》(短篇小说)是关注的焦点。其余的杨的《通东京》(中篇),麦家的《四面楚歌》(中篇),张楚的《呢喃之声》(中篇)都不尽如人意,可见作家在通俗趣味的束缚下,缺乏创意和情感。
陈的《李十三推磨》短小精悍,极富艺术性。这部小说是根据历史人物改编的,作者是嘉庆年间的地方戏剧作家李十三。与单纯的传记不同,陈的指向只在李十三被推和被嘉庆俘获以及绝望而死这两个片段中。其中,作家重塑传统物质文明和传统精神的尝试可见一斑。尤其是他对古代文人的清贫、自满、隐退很有体会。而他对灵魂的赞美,对悲惨境遇的惋惜,仿佛在奏出文人的旧怨,也能引起当下知识分子的吟唱。但是,与李早期的小说《白鹿原》相比,有点推波助澜。想象无处不在,秦川世界那种惊心动魄的魅力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这与小说难以逃脱史传的影响有关。毕竟兼顾事实和发挥自己的情感是相互束缚的,这就让人束缚。
杨的《东京通行证》(中篇)讲述了女研究员和副市长秦诗珊在保护历史遗迹方面达成一致的故事。常陆生性忠厚,直言不讳,对任何欺世盗名的事都遮遮掩掩,尤其是对唯利是图、歪曲事实的官场中人。而秦石山却聪明机智,相当善于管理别人的诡计。例如,在一个涉及历史遗迹鉴定的城市建设项目中,他悄悄地利用常陆来实现他的理想。小说可以作为史迹保存下来,但秦石山的仕途必然会由升而降,这依然是杨众所周知的写作套路。主旋律,官场,言情,现实,各种元素一炉。这位作家雄心勃勃,但很难隐藏他做作的痕迹。一方面,它以正面的形象迎合了人们对社会责任感和高尚品质的需求。另一方面,她又肆无忌惮地夸大女研究者常陆的激烈和冲动,把她塑造成一个与读者生活经验格格不入的人物。也许杨所渴望的是通过夸张来展现正义与理性的光芒。但是谁愿意相信一个微不足道的女调研员在副市长面前可以如此肆无忌惮,肆无忌惮?其实东京的通行证在处理男女交往方面还是挺有技巧的。此外,几乎没有夸张,也没有对现实的深入反思,对它的批判更是无从谈起。
麦家的《四面楚歌》(中篇)是一部概念第一、主题明确的小说。小说中,麦家讲述了五个不同年龄、性格、地位的政府职员之间相互恐惧、猜疑、警惕、围堵的故事。小说从头到尾都停留在“表达意见”的层面,带着“恐惧”的概念徘徊,却未能展开人物的个性。至于叙事技巧和语言,平淡无奇,缺乏小说艺术的美感,颇像一个剧情梗概。序言和后记里的老Z怎么了,其他不相干的人怎么了,更没用,反而有东拼西凑的嫌疑。
与《四面楚歌》类似,张楚的《细声》(中间部分)也有随意拼凑扩大空间的缺点。小说中的女人林鸿在杀死并强奸了她姐姐的丈夫后,离开了家乡,来到大通县与她的老朋友岑宏见面。但与此同时,岑宏的警察丈夫正在悄悄地追求林鸿。张楚故意隐瞒了故事的主线。他的写作在未知的陷阱和林鸿的介入中一波三折。在结局到来之前,他让读者和林鸿陷入了岑宏和妻子之间一场似是而非的婚外恋危机。然而,作者对陷阱的巧妙之处并没有恰当的把握。特别是一些情节没有被截断,使得小说结构散漫,难以震撼。而对个体拖延的描述,由于其异化和碎片化,无法形成独特的效果。换句话说,作者未能表现出主要人物内心的微妙起伏,却毫不犹豫地写在次要人物身上,使得主角缺少了自己的生活和特色。
此外,邢庆杰的《透明琴声》(短篇小说)描述了一个人渴望“成为一名正式干部”,直到去世。题材老了,笔法也不太好,没有亮点。《新潮》栏目是杨遥的《闪亮的铁轨》(短篇),讲述了村民对陌生少年的曲解和孤立。作者试图表达一个入侵者入侵现有的生活是多么可怕。但他的拙劣表演,必然会引发作家对人际关系和人性善恶的呻吟。
《人民文学》第八期《天堂》(邓一光长篇)、《思无邪》(鲁珉中篇)、《灯亮了的时候》(短篇)各有特色。
《天堂》是邓一光小说中的一章。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战争场景为叙事坐标,塑造了一个浪漫主义英雄——313师师长乌力图古拉。就单章而言,作家避开了传统战争叙事中直接暴露的国家、民族、历史的政治倾向,转向对主人公人格魅力多方面的探索和挖掘。小说从战场场景开始,到爱情、友情等人性主题结束。一方面,乌力图古拉性格粗犷豪爽,对鞑靼女子萨努一见钟情。他开门见山,就是婚姻,不顾女人的胆怯和羞涩。另一方面,萨努也难免对一开始胡搅蛮缠的老师们怀恨在心。两个人你进我退,虽然没有挥之不去的悲伤,但却像是在对法官诉说。另一方面,乌力图古拉和政委葛昌南经常在言语上互相争论。但离别时刻的无奈与不舍,却显示了两人最深的情谊。就这样,邓一光巧妙地将乌力图古拉威猛豪迈的形象与偶尔的含蓄脆弱交织在一起,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其实《天堂》和邓一光的旧作《我是太阳》挺像的。尤其是乌力图古拉,可谓是旧作主角关的翻版。两人都勇敢无畏,充满无限荣誉感,但也自负粗鲁。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他们的色欲和对荣耀的渴望息息相关。可以说,《天堂》虽有重复之嫌,但以其生动的叙述、鲜活的人物、激昂的文字,依然引人入胜,引人入胜。
鲁珉的《天真的思考》(中篇小说)主要是简单和朴素的,但它不是“现实生活”的第二个副本。在小说中,诺布尔和肖兰是两位沉默的主人公。诺布尔又聋又哑,肖兰又蠢又瘫痪。出于某种原因,诺布尔开始照顾肖兰的日常生活。从清洁扫地,到刷牙洗澡,可以说无所不包。但是,十几岁的少年和三十多岁的老姑娘之间,难免会产生麻烦。诺布尔萌芽的性意识使肖兰怀孕并最终死去。小说不以性过错为中心,也不想夸大生活的无奈和悲惨。以“天真的思考”为主题,注定会朝着温柔真诚的方向发展。在大部分篇幅中,作者构建了一个类似武陵桃源的场景。人们想象着诺布尔和肖兰的天真无邪,想象着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男女一定是不分男女的。然而,小说的基调并不总是美好的。易老师的穿插出场,像一个守护者,让人意识到性恶的存在。无罪与罪,人性与道德,孰是孰非?这可能是作者想问的。总的来说,小说平静的文字和不带感情色彩的叙述给人以遐想的空间。但其实这种追问,这样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温情故事,与欧洲电影(如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告诉她》)在简单细腻中领悟人性的力量,不放在农村场景中也不无道理。
与《天真无邪的思考》不同,郭文斌的《在灯下》(短篇小说)描写了点灯和守灯的民俗,具有浓郁的中国乡土文化气息。郭文斌的笔法绵密,善于描写农村生活的温馨场景,并把自己的感受、对真善美的追求渗透在一点一滴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语言过于紧绷,给人一种压抑感,读者难以进入。
另外,阿诚的《国高中生》(短篇),王寿的《飞骡》(短篇)就逊色很多。阿诚的《民族高中生》(短篇)只是对革命事迹的转述,情节和思想都很少。作为记者的“我”的介入,夹杂了大量时髦的表达和对革命历史情境的嘲讽,令人费解。此外,作者引用了许多诗词和讲话,并没有恰到好处的效果,反而有大意之嫌。王寿(短篇小说)的《飞骡子》,让人想起2006年《收获》第三期王松的《两头驴》。但是《二驴》的故事和寓意都是发展的。尤其是那只叫黑七的毛驴,以人性化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印象深刻。还有《飞骡子》里的人和骡子的交集。可惜作者只是生硬地把人类的一些特征赋予骡子,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