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做工匠

中国人从来都不缺少工匠精神，古代我们有鲁班，近代我们有很多的老字号，同仁堂、云南白药、茅台酒，现代我们有华为、中国高铁等世界著名品牌。但我觉得，中国古代、近代的工匠精神，留传下来的大多是美好的故事而不是世界著名品牌；现实中一些留传下来的老字号，不是在发扬壮大，而是后继无人，品牌的声誉和美誉度在变质、消失；在当代世界著名品牌榜中，来自于中国的品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现实。

于是一些人转而认为，不是中国人缺乏这种精神，而是中国不适合这种模式。工匠精神在当代，只适合于高成本高收益的产品和服务项目。如宝马车，因为高价格、高收益，所以适合于生产商付出高的资金、人力和技术成本去精雕细琢。反之，在人均收入低、消费档次低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不愿或不能购买高质高价产品和服务，企业自然会选择低质低价、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我对这种意见的批评是：看看这些年中国人如何到海外市场抢购商品便可知晓，现在中国人的需求结构正往高级化方向迅速地升级。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总计1168亿美元。这笔消费占据了全球高端产品消费总量的46%。但是这一波澜壮阔的消费升级趋势，并没有逻辑地转化为拉动本国企业工匠精神发挥光大的力量，而是转化成了对国外产品的需求。显然，不是中国不适合工匠精神的模式，而是因为某种原因的作用，使这种精神无处发扬，无法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

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格局下，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塑造除了漠视消费者的各种企业顽疾，它们是不是我们历史上的“工匠精神”淡化甚至在某些领域消失的根本原因？应该说，由于短缺的市场环境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竞争，消灭了消费者本位，就直接把视消费者为上帝、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的土壤给铲除了。企业供给只管量，不管质；工厂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和服务。经理服从的是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竞争。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为了赢得市场竞争，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始意识到必须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上下功夫。因此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开始增强，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市场领域，一些新的产品品牌开始出现。因此“工匠精神”的发扬和传承，只能在市场的环境和土壤中。在那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领域，如行政垄断的领域，根本就不要去奢求什么“工匠精神”。这一基于市场环境的认识，对中国人缺失工匠精神的分析最为常见，也最有力。应该看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在我国生产力发展低下的情况下展开的，是从贫困到温饱再往全面小康社会阶段的演进，三十多年的市场发展，只是从低端更多地解决了中国人的“有无”问题，而非高端的“好坏”问题。目前我国已经过了物资缺乏的年代，因此发扬光大过去的工匠精神、追求中高端的转型升级很有必要，这是一种回归，回归初心、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缺少的不是“工匠精神”，而是缺少“工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