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生与重生中的陈端生。

看过越剧、淮剧、黄梅戏《孟丽君》的人都会对这个女扮男装、获科研一等奖、被皇帝钦点为许的奇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部名剧是根据陈端生(1751-约1796)写的故事《重生》改编的。孟丽君的传奇故事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有两个原因。首先,故事的主人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社会身份。这种观念上的突破是由女性作家完成的,这为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增添了特殊的色彩。因此,它在西方汉学中被归为“女性主义小说”,甚至有学者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二,故事的叙事风格很特别。与西方小说的情节安排相比,中国传统小说的情节安排缓慢而松散。看完一遍,就不用急着看下一遍了,过几天就可以重新拿起来看。甚至在《红楼梦》里。《重生》则不然,它的故事安排和西方小说很像,一个接一个的环节,一个接一个的惊悚,让人急着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刻也不想放下(金大侠的小说也是如此)。抛开它的内容和思想性不谈,清代出现这样一位特殊的女作家,足以让我们当代人大吃一惊。

还有一点很特别。《重生》和《红楼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陈端生只写了前十七卷,就去世了,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遗憾。大约三十年后,许宗炎、梁德纯觉得原作者“半途而废前生”,继续写最后三卷,成为二十卷的全书。续集虽然不如原著,但也是完成这个故事的一大贡献。这部小说有弹词原著和散文改编本(74回)。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不会失望的。当然,如果你看的是改编版的散文,写作习惯就没有障碍了。重生的故事那么有名,作者的身世却鲜为人知。我觉得这样的才女值得认识。好在晚年陈寅恪先生致力于“做无用之事以寄有限眼界之人生”,写了近80页的长文《论重生之命运》,使作者前两茬的人生变得晦涩难懂,让后人在我们读小说时“知人论世”,深刻理解作品背景与作者个人经历的关系。和《刘传》一样,陈老师的论文都是考证,一般人看不懂,也不爱看。它们需要用普通人习惯的方式来写。

陈端生是杭州人。江南不仅出人才,也出很多才女。我记得去年夏天去了杭州。晚饭后,我在西湖附近散步。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堵矮墙,上面写着“重生”四个字,占据了整面墙。当时很担心,在那呆了一段时间。可惜,想弄清楚那是什么,甚至是陈端生的故居,都来不及了。第二天有事,就匆匆离开了杭州,留下了悬念。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看。陈家是几代文人。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伦是雍正的秀才,著有《紫竹山宅文集》,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赞扬。他的父亲陈玉敦是举人,在云南、山东等地做过地方官。陈端生的祖父是一位非常开明的老文人,曾经写过《才女篇》。他认为女性讽刺“学故事”、“认典故”、“启发灵性”,并非无奈“理家相夫教子”,可以让女性“温柔敦厚”,于是得出“才德相伴”的结论。虽然他眼中才女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更称职的家庭主妇,但毕竟他把文化素养上升到了有用的位置,这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代打开了接受文化教育的大门。陈端生和她的姐姐陈长生都有很好的文学天赋,应该受益于他们祖父的启蒙思想。

陈端生的母亲,王,出生与众不同。她是前云南、大理知府王上虞的女儿。这是很自然的,王上是一个学者,他的女儿受过教育。受女儿教育的陈端生很有文采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陈端生将故事《重生》的起点设定在云南,将男女主角的很多活动都放在云南的首都,非常令人费解。知道她妈妈的家庭背景就能说明一切。想必陈端生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被深深吸引,对云南产生了很多幻想和神秘感。写小说,自然是从神秘的云南开始。也可能是云南远离传统的首都,人们的思想没有那么拘束,王的思想传递给子女是很开明的。陈端只有审视社会传统观念,才能天马行空,才能写出《重生》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mm似乎是旁证。

陈玉敦和王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人生漫长,生日第二,长寿最年轻,但生日年轻。事实上,生活中只有两个姐妹作为伴侣。端生和长生姐妹俩文采斐然。不言而喻,诞生是不言而喻的,以“重生”为证。陈长生并不逊色。当时的江南世界比较开明,对男女防范并不严格。她的姐姐长生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与前国子监编辑叶绍功(秦客饰)结婚是另一种文化婚姻。叶家有一个特点,女子才情并茂,诗艺高超,水平之高令当时的人惊叹。袁枚曾评价道:“我的家乡美女遍地,却比叶芳伯家更胜一筹。他的两个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指长寿),都是诗中的飞将军。”(园中诗补遗三)(从江南女子多才多艺,善于群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姐妹会,并非曹雪芹的杜撰或理想,而确实是当时贵族家庭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一个家庭或者生活环境中,培养男强女弱的思维定势真的很难,因为打动你或者崇拜你的,不是你姐姐,就是你妈妈。这个,我家的情况可以旁证。所以,陈端生能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写出《重生》,大概与女性(以及才女)周围的家庭环境有关。《重生》前十六卷是陈端生十八九岁的时候写的。那时,她还在闺房里。虽然有人说她爷爷节俭,家里看起来很穷,但毕竟官职很高,不像一般穷人那么穷。我是1768的秋天开始写的:

窗前闺帘无错,秋夜初寒转不眠。

灯影向书边倾斜,雨声落向酒吧边缘。

有新意的造句很难,只有几句话的造句很难。

今晚,安心的权利是恰当的,我们来谈谈用彩笔书写美好的婚姻。

这是《重生》的开头,说明写作季节,具体时间大概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那一年陈端生白活了十八岁。古今才女早熟,张奶奶少年成名。像我们这种还没到成才年龄的人,应该心安理得,做个普通人。微笑。

陈端生开始写《重生》的时候,住在北京外郎营(mm)。此时她爷爷在北京做官,全家人都在北京陪读。9月,她奶奶和叔叔的父母都回杭州了,她爸爸留在北京工作,陈端生一家没有回南方。陈端生比平时更自由,家里环境也相对安静,正是写作的好时机。值得注意的是,陈端生和曹雪芹(1717-1763)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曹雪芹去世时,陈端生十二岁。六年后,她在北京开始写《重生》,红楼梦在北京流传多年。陈端生有机会读过《红楼梦》吗?陈老师说她可能没读过《红楼梦》,可能有道理,但也不一定没读过。如果你看过,陈端生会怎么看待林妹妹这个才女,以及大观园里的姐妹俩和她们的命运?陈端生的写作不功利。最早的读者大概只有她母亲和姐姐,但她写作非常勤奋,经常开夜车。陈端生说,在寒冷的冬天,她还在想着写作:

冰冻天气已经极寒,西风的狩猎泡汤了。

短暂的一天不忍心频繁绣,依然是“重生”的延续。

再说一遍:

书中虽是清明祥和的一月,世人应知岁末。

窗爱趁晨阳暖,管那夜寒。

她之所以写得那么努力,完全是被不可抗拒的写作冲动所驱使,类似于林妹妹说的:“诗人的无奈与无知。”写作冲动来了,作家想停都停不下来,认为是天助。古今中外的名著大概都是这样的产物,光靠后天的努力是不够的。

当时的写作活动很愉快,陈端生是这样描述的:

姐妹床听夜雨,春轩韵类诗。

隔断墙上挂满了红杏和晴雪,长沙发上挂满了晚霞。

午绣累全线,春茶试更添春。

次年正月,陈端生的爷爷离开北京去了杭州,但陈端生的父亲还在北京做官,姐妹俩和母亲留在了北京。到五月,在大约八个月的时间里,她已经写完了前八卷。

8月,父亲在山东邓州打工,全家人都跟着他。邓州府位于今蓬莱市。蓬莱临海,风景秀丽,神话传说。那里的生活让才女陈端生感到非常舒适和自在:

东海附近,潮起潮落,彭山人命关天。

空中楼阁千座,岛外帆悬几点。

不难想象,陈端生的生活是很惬意的。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不言而喻,她家不是那里的普通人,而是当地的一个巡抚,被北京官方放行,享受特殊待遇。你在北京找不到那种优越感。然而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侵蚀陈端生的精神追求。在蓬莱期间,她继续勤奋地写作。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是她写作的高潮。她在邓州住了大约七个月,写完了九至十六卷。陈先生推测,她写字吃力可能与她母亲身体不好有关。她担心她妈妈会在她写完之前去世。不幸的是,她的写作高潮随着十六卷的完成而结束。因为在这之后,陈端的创作就中断了,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也就是十年之后,他才重新开始写作,继续写第十七回。这是后话。

写完十六卷,陈端生有一段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开始的时候,草是绿的,雨是好的。

末了,杏花红坠已不见春。

很可惜,很可惜,

流水,时间在消逝;

不要收拾你的休闲,

我会等,我会得到17个新单词。

《流动的时光》一词发表在《牡丹亭》中,正是黛玉曾经伤感地说过的:“如花似玉,似水飞逝”。陈老师说曹雪芹只是揣摩女人的心态,是“间接想象的文章”,而陈端生是“直接经验的语言”,所以“重生”二字更值得玩味。我想这种相似性至少可以说服那些不相信人间有多情种子杜理科丽娘和林妹妹的人。

陈端生写完十六卷后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母亲生病,七月去世。算算年龄,她妈妈死的时候不会超过50岁。按照今天的预期寿命,她会到中年。想必陈妈妈也是个才女,所以才这么不合时宜。陈端生道:“自冈特堂末年,我已令云辰蔡华捐了。”母亲其实是她的第一个知己。在她写作期间,读者只有她母亲和妹妹。陈端生的姐姐们与母亲关系密切,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她们,还教她们读书写字。他们的天赋依赖于他们母亲对班级的监督。陈端生曾经那么努力写《重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取悦他的母亲。恐怕是陈端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失去母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知己,尤其是那些有才华,需要有人欣赏和鼓励的人。知己比谁都重要,更何况知己是你的慈母。没有妈妈我怎么会有心情写作?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1770)夏天,关于父亲的离去,她和家人回到了杭州老家。回南方,先从蓬莱坐车到德州,再从德州坐船走水路,让娇弱的陈端生走得很辛苦。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发达,再有钱的人也要经历坎坷。

这一年,陈端生二十岁。回到杭州,我似乎没有精力继续写作了。我只是对旧稿做了一些修改和润色。接下来的几年大概是相亲准备结婚的时期,中间会有很多事情,会有一些波折。三年后,23岁的陈端生终于嫁给了有名的儿子范宏。那时,魏凡是一名学生,但他还没有被选中。然而,范宏已经30多岁了,可能已经结婚了。陈端生是继妻,不是原配。范宏是陈端祖父的好友范灿的儿子,浙江修水人,与陈端生的母亲是同乡。他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湖州,与段的长寿夫家关系密切。范和陈的婚姻似乎顺理成章。范灿是雍正时期的秀才,曾任湖北巡抚、安徽巡抚、资政、工部侍郎等高官。陈端生嫁给儿子也是对的。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不会有太大变化。她和丈夫很投缘,很幸福。她这样描述她的婚姻生活:

好在赖大妈可怜弱者,老公是儒冠。

班都茶汤废,雕烛催诗笑。

锦瑟喜合璧,珍珠蚤挂掌中。

生活一帆风顺,但写作并没有回到从前的状态。虽然她老公也可能是她的知己,但这个知己绝对不是她的知己,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度因人而异。不是那个特定的人,某个特定的灵感出不来。但是,我觉得快乐比继续产生写作灵感更重要。陈端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在幸福的生活中没有写作的冲动。然而,她又完成了一次创造,婚后一年生下一个女儿,几年后生下一个儿子。

人在世间获得快乐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长久保持快乐。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个难题,因为幸福总是那么转瞬即逝,而不幸却往往那么顽固。陈端生,一个嫁入名门的富婆,怎么也想不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到她身上。

陈端生的丈夫没有当选,更不用说是一个学者,以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与陈端生的婚姻来看,名利双收是必然的。故陈端生曰:“横渠之兴,极喜,但锁名之缚。”是的,有很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呢?但在那种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下,你是无法摆脱“名望之锁”的。然而,对于陈端生的丈夫来说,无论是“利”还是“名”在“锁与缰”中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锁”与“缰”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陈端生经历的这一切,我今天写,不过是一两页,却道出了当时是怎样的煎熬。如果是陈端生自己写的,连几百页都写不出来。可惜她除了在《重生》第十七卷里,没有详细写几句。

陈端生的情况和《红楼梦》里的李纨很像,但她比李纨更难。李纨的丈夫因病去世,所谓的“寡妇失业”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和老太太的支持。陈端生不是寡妇。她的丈夫还活着,但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送到了罪犯的前沿。不知道范家的人际关系怎么样?按照她自己的说法,翁谷觉得对不起她。然而,在古老的大家庭中,不仅有阿姨,还有其他人。如果有那么多小人物,她应该是最容易被人说闲话和排挤的。不过陈端生还是有强势的一面。从她所说的“发狠安抚双儿的野心”,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神经是粗的。还有她姐姐的支持和帮助,我以后再写。所以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除了养孩子,陈端生依然活跃在文化圈。

《重生》前十六卷是在北京和山东写的,读者只有我妈和我姐。她回到杭州老家后,《重生》很快在浙江某省流传开来:

不过这本书早就知道了,是浙江一个省传下来的。

当剧作家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但我比那更好,文章一文不值。

闺房知音,庭中长辈满面笑容。

更谆谆叮嘱,一定要让凤朋鸾继续老弦。

不仅“闺阁知己”和“宫廷元老”都争着读她的《重生》,大家还意犹未尽,催她继续,让大家看看最后的结局。前面提到过,《重生》的故事是由一个环节连接起来的,惊险与惊险相连。一开始,我放不下。当时那么多人传播,力劝陈端生继续写。曹雪芹的杰出作品《红楼梦》,在他生前并没有这么广为流传。他的名声已经过去了。陈端生不是。她生前知名度很高,很多命运的粉丝都紧随其后。这是陈端生的运气。虽然写作在当时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有才之人爱争名,有才之女求知己。有那么多人认同她的写作,这比金钱更珍贵。《红楼梦》里,宝玉说要把话拿到外面炫耀,姐妹俩很担心。而陈端生,不仅不介意自己作品的传播,还很骄傲。看来她骨子里确实有“螃蟹”基因。因为读者的反应非常热烈,她觉得有必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知己爱我。不要着急。我将在闲暇时继续取得成功。

下雨天白牡丹发蜡,红梅烧迎春。

襄阳趁着三极昼,晚上频频挑灯。

用人忧人,这绝对不是真的,墨老心不老。

如果里面有什么错误或者差错,会困扰你,读者会加一把斧子砍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初春,在母亲去世十二年、丈夫被流放四年后,陈端终于恢复了《重生》的写作。12年的停笔,就像她说的:“12年的事,都在唐明的一个醉间里”。“唐明喝醉了”指的是李名堂(孟丽君饰)的性别在宫中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他喝醉了,正要脱下靴子检查是否有小脚。在惊心动魄的同时,故事戛然而止,一停就是十二年。谁也想不到的是,十二年的时间空白,被陈端生自己的喜怒哀乐填满了。其中的辛酸外人不知,陈端生却心知肚明,不禁唏嘘。

当然,此时的写作心境和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她说的,“我家佣人担心人,而且肯定不是,写的速度也不如以前了。”所以陈端生完成《重生》的野心并没有实现。她只写了第17卷,再也没有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