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致中的死因探析

客观上，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导致人们处理问题简单化。对此，陈雷在回忆中也说，处决祁致中的决定是过火的、轻率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应当是慎之又慎的。但那时处理问题，受着激烈战争的影响，都希望处理问题迅速、果断，生怕拖中生变。这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是简单化工作作风的流弊。

主观方面，首先祁致中的自身言行没有得到战友们尤其是赵尚志的包容和接纳。在党支部会议上，在场的六名成员除李在德外，都同意将祁致中处以死刑。本身就说明了一定问题。也许其中有揣度和不违逆赵尚志意愿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认的是，祁致中自身的一些不满情绪表露，加之他山林队出身的背景，都会使同志们普遍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不管其自身目的如何，客观上使同志们对其有所猜忌和戒备。在特殊的对敌斗争形势下和内部环境中，祁致中没有掌握好自己言行的尺度，言语尖锐。不认真了解他人特别是赵尚志的性格特征，个性张扬，激化与他人矛盾的同时不能很好的保护自己，以至积怨累加，最终被无端错杀，悲天虎啸。李在德在回忆中也有同感，“同志们受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的影响，对其言行很难宽容，但他毕竟没有发展到成为敌人的地步。因此，对祁致中应留下不杀，而以拒绝执行命令为由把他杀掉应该说是错误的。”其次，赵尚志人事安排上的不妥和归国途中一些“污骂行为”及不当举措也激化了祁致中的对立情绪。在于保合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支部队的组织系统情况，副官长祁致中直属于司令部参谋长戴鸿宾，与电信队队长于保合、教导队指导员李在德地位相当。同是抗联的军长，祁致中尚在戴鸿宾之下，这不能不使祁致中对此有所想法，提出意见不愿意担任副官责任，愿做队员工作。这一提议立即被“尚志同志很严厉的污骂一场”，“在这个纠纷中，致中同志痛哭一场”，后来只是在戴鸿宾的劝说下，勉强接受。虽然祁致中拒绝领受副官长这一职务，很大程度上是对人事安排上的不满所致，但做一名队员不用担当更多的责任，与领导核心接触相对较少，避免与赵尚志发生直接冲突，似乎也可能是祁致中的内心真实写照。回国伊始，赵尚志在缴获马匹的分配上对祁致中的态度明显偏颇。随后，在为乌拉嘎金矿战斗胜利祝捷的模范战士会议上又拒绝祁致中发言，并首先定性说其在“军事行动有罪，当场下令解除其武装”。我们在此没有看到赵尚志对祁致中所犯罪行的具体说明和解除其武装的理由。这些情况的出现只能说明，赵尚志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绪此时已极大膨胀，他非要把祁致中压服不可，这反而更加激化了祁致中的对立情绪。

另一方面，赵尚志的个人态度也对祁致中被错杀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支委会上绝大多数委员对祁致中持杀的态度，但最后的决定权仍在赵尚志手中。作为一名抗联高级将领，应该具备审慎稳妥的工作作风。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赵尚志当时的心态加以探察。赵尚志入苏求援无果，反被扣押长达一年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联方面没有解释。刚刚回国的赵尚志心中应该充满愤懑与猜疑，冲动和焦躁。无须讳言，赵尚志身上有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领袖欲望强烈，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时总要抢占上风，从不甘居人下，有时即使自已内心感到做错了事，也决不会公开承认而极力作出各种各样的辩解。而苏联方面以***产国际为名给予他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口头任命，又使赵尚志充满了自信，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赵尚志身上，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和党性两者矛盾***存，互相冲撞着。当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到极限的时候，党性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综上，在处死祁致中事件中，由于赵尚志人事安排上的不妥和归国途中一些“污骂行为”及不当举措激化了祁致中的对立情绪。祁致中的自身言行也没有得到战友们尤其是赵尚志的包容和接纳。更为重要的是，赵尚志的个人态度在其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客观上，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促使人们处理问题简单化，更加速了祁致中被错杀悲剧的上演。也许这就是赵尚志与祁致中***同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