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高明的外交生涯

涯加藤高明是尾张藩(今爱知县)代官首席助理服部重文之次子,幼名总结。1872年8月,他14岁时过继到加藤家,1874年改名高明,入东京开城学校读书,1881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第一届毕业,成绩优异,但他另有考虑,未入政界。后来加入三菱总公司。受到岩崎弥太郎知遇,1883年4月被选派留学英国。在利物浦港从巨商鲍斯学习航运以及其他业务。留英期间认识了陆奥宗光,1885年6月回国,任三菱公司副经理。10月进入日本邮船公司工作。1886年4月与该公司董事长岩崎弥太郎之长女春治结婚。

1887年1月进入政界,任公使馆秘书兼外交部参赞,1887年2月,大隈重信任外交大臣时,他任秘书兼政务科长,参与修改条约的起草工作。曾充任外交大臣翻译,代理大臣与各国公使大隈重信被刺退职时,他也辞职了。1890年9月任财务部参事,历任各司司长,1894年7月又回到外交部,任政务司司长,11月出任驻英公使,主张英日同盟。直到1899年5月回国,驻英4年有余,再此期间,对于促进日英友好关系贡献很大,奠定了英日同盟的基础,他不赞成第三次伊藤博文政府对俄合作的韩满交换外交政策,早在1898年3月就主张日英合作,对俄采取强硬政策,曾向外相西德二郎提出建议,甚至以辞职相要挟,经西德二郎挽留,才留任下去。但在1900年2月,终于拒绝了总理山县有朋的热情邀请而辞职。签订日英同盟条约是在此后两年。他对此即喜悦又感慨的说:“晚了四年。”同年8月伊藤博文组织政友会,虽拒绝入党,但在自1900年10月出任伊藤博文第四次内阁外相,当时俄国正对远东大肆侵略,他极力抗拒俄国的行动,1901年1月拒绝俄国提出的韩国中立的建议,两次抗议俄国侵占满洲。

1902年8月当选为高知县众议院议员,。从此时起,对政党发生兴趣。12月策动伊藤和大隈的合作,为反对桂太郎内阁的民党团结而奔走。1904年任东京日日新闻社社长,在内政外交上发表义正词严的评论。1906年1月7日任西园寺公望第一次内阁外交大臣,由于反对铁路国有案,就任仅55天就辞职了。1908年9月任特命全权大使,派驻英国。为英日友好进行活动,1911年7月修改英日同盟条约,多半是处于他的努力,因此,同年8月特授男爵,并赐予他旭日大绶章。

驻英5年,1913年1月29日,任桂太郎第三次内阁的外相,同年2月因内阁瓦解而辞职。赐前官礼遇,叙正三位。同年4月加入同志会,担任首席常务委员。桂太郎临死委以后事,遂被推为同志会总理。1914年4月大隈重信组阁时,出任外交大臣。加藤对元老操纵外交心怀不满,力图改变元老干预,开拓日本外交一元化。大隈重信的各种政策,主要是由他及同志会来决定 。

一战期间,与日本对外政策执行紧密相关之人物,也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加强日英同盟,一派主张在扩大日英同盟的同时,也要逐渐增加日俄同盟比重,兼顾日法关系。前者以外相加藤高明为代表;后者以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为代表。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前者坚持武力推进,后者主张怀柔中国当权派,变武力胁迫为经济渗透。正因为如此,加藤把日本参战作为加强日英同盟之策略。相反,山县和井上主张不同。井上主张必须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为此,“日本应与英法俄实行精诚团结并以此为基础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指袁世凯)”,建议派人游说袁世凯,再进一步引进英国资金和法国资金。山县完全同意井上意见并为此批评加藤外交:“此种缺乏远见之外交,为国家前途计实不胜忧虑”,而要做的是,“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亚细亚之未来”毫无疑问指以日本为统治主导的亚洲政治地图,“对华政策之基础”指日本要趁欧洲列强因一战而收缩在华资金之机而奠定日本在华经济实力优势之基础。山县又认为:“将来我国利益之伸张,其目标为指向中国主有利,因此,日俄之间”与其隐约间相互竞争排挤,莫如开诚布公,***同筹划满洲之经营。以上这些明显地表现了日俄战后日本元老派变更外交根基之思想。这种争论虽未影响日本对德宣战,及时扩大权益,但初步反映了大隈内阁外务省与元老会议间对日本开展战时外交的分歧。

这种分歧的第二个回合表现在“二十一条”交涉中。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占领南洋群岛,攻占青岛,迅速抢占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许多报刊杂志煽动以山东为根据地,谋求向扬子江两岸的中原地区进行扩张”。

在此背景下,1914年11月11日,日本临时内阁决定了对华外交的训令方案,即后来的“二十一条”。在元老会议上征求意见时,遭到山县坚决拒绝,但他并不屈服。1914年9月,英法俄三国在伦敦签暑宣言文件:保证不单独媾和和相互商定媾和条件。尽管日本为上述三国存在着双边条约关系,而在战争和媾和问题上却没有任何外交协定。战争开始后,俄法提出加入英日同盟,但未获准。英法俄通过加强了战和一致立场后,日本国内对外政策政见不同的两派矛盾也因之趋于激化。

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考虑了巩固日本战后政治和经济发展。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考虑了加强日本战后媾和谈判中的地位,而山县和井上认为,战后国际竞争能力将激化,为了拓展战后纵横捭阖余地,日本必须广交与国,扩大日英同盟,加强与法俄联系,获取战后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资对抗美国。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都试图推动日本队加入而这又是迈向日俄同盟的第一步。相反,加藤外相置上述等愿望于不顾,1915年1月擅自向中国抛出二十一条并进行交涉,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元老们发展日俄同盟的活动余地。另外,加藤认为日本通过日英同盟,从而拒绝了石井等人的建议。同时,加藤认为俄法加入日英同盟将使同盟成为无的之矢,他要以第一次英日同盟以来的传统作为日本外交基础,来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内政大臣大浦兼武渎职事件发生后,他于8月辞职。后被选为上议院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