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当年在中有哪些贡献事迹？

1、群众血库

1938年6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输血”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技术，中国在大城市只有少数几家医院才能开展。

在野战医疗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32岁的卫生部部长叶青山第一个献了血。

验过血型，白求恩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拿出简易输血器。带着针头的皮管连接在他们靠紧的左右两臂静脉上，皮管中间一个三通阀门，阀门上联着注射器。

白求恩把阀门通向叶部长，抽拉针栓，殷红的鲜血便流入注射器，再转动阀门，血液便流入患者体内。大家热烈鼓掌，战地输血在中国军队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

第二个病人推来了，白求恩主动躺在了病人的身旁不容置否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白求恩因此被群众称赞为“群众血库”。

2、讲授课程

1939年夏，白求恩在晋察冀卫生学校学习，讲授《野战外科示范课》。刚一上课，白求恩先对护士赵冲说，把“卢沟桥”打开。

“卢沟桥”是白求恩为野战手术而设计的一种桥型木架，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器械。

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拿出东西，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一一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

下一步是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伤员从门外抬入、搬动、解绷带、检查伤情、换药、包扎或手术都井然有序。

第三步是手术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条不紊地归位，最后把“卢沟桥”驮到马背上。 白求恩大夫说，当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

3、抗洪救险

1939年7月间，连续十几天的特大暴雨使唐河水位猛增，泛滥成灾的洪水着河北完县神北村。几名老乡死死地把他抱住，不让他冒险。白求恩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洪水威胁着卫生学校的安全，上级决定将学校转移到河西岩。白求恩知道后立刻找到学校要求参加了突击队。

没有渡船，大家用大笸萝绑在梯子上当运载工具。白求恩和突击队的小伙子们跳进水中，十人一排，手挽手，一趟一趟来回运送着物资。

扩展资料：

白求恩除了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之外，白求恩还是一个少见的暴脾气和工作狂。

一种说法是，在延安，有人劝这位远道而来的医学博士留在后方，为领导人当保健医师。而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直接把一把椅子扔出了窑洞。

他见不得有人轻慢与医疗相关的事情。同样是在延安，当看到一个护理员用笤帚蘸着水去给病人清理伤口时，他气得一脚就把护理员踢开。

跟着部队去晋察冀边区，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这个加拿大***产党员并非生来就是个苦行僧。在加拿大和欧洲学医时，他也有过一段颇为放浪形骸、挥霍无度的日子，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却改变了白求恩看问题的方式：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能康复，穷人就得死。显然经济学与病理学之间有紧密的关联。”

他逐渐成了一个提着箱子出门义诊、在社会上公开为穷人疾呼的医生。这令他收到了“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邀请。他很快带着一支医疗队上战场，协助抵抗独裁者佛朗哥。

从西班牙战场回来，读着报刊上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抗日的消息，白求恩又做出了前往中国的决定：

“我绝不活在一个烧杀掳掠、贪污索贿而我又无力与之对抗的世界。我绝不消极或疏怠而饶恕贪婪成性的人发动战争的罪行……西班牙和中国属于同一场战争。我要去中国，我觉得那里最需要我：那是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既然是要找“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那莫过于上战场救治伤员了。

因此，这个牛脾气医生到了中国，阎锡山没留住他，延安也没留住他，还是医疗环境奇差的晋察冀边区最令他感到激动：“我处于战争核心中的核心。此时此刻，我才能真正体验在这场苦战中所散发的莫名的亢奋滋味。”

在工作上，他一如既往地不好相处，要是有人在手术中给他递错了器械，只怕也免不了被踹开的命运。不管怎样，以下事情开不得玩笑：手术器械消毒必须达到标准，摆放必须符合规定、不能擅离职守、不能嫌弃病人的腥臭味；不论环境如何简陋，都坚持最高的医疗技术水准。

除了脾气暴躁、情感丰沛以外，他也是一位天才的医生，在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一边行医，一边从事医疗教育，白手起家地建立起了边区的医疗体系，甚至能劝说当地村民组织出一支志愿献血团。

为了能最有效率地救治伤员，白求恩发明了一种能跟着军队走的“流动医院”，精确控制了所有细节——他与勤务兵带着两匹骡子，骡子身上扛的物资足以提供百余人的医药，还能搭建一个手术室，并且在敌军靠近时，能在10分钟内收拾完毕，准时撤退。

这位工作狂医生常常一天干上18个小时。最忙的时候，他在40个小时内做了71台大大小小的手术，还有一回则在69个小时内诊治了115名伤员。

他逐渐成为华北村落里的一个传说，他的名字就是鼓舞战士的口号。

正因此，也有人说，就算没有那次致死的伤口感染，过度的操劳迟早会将他带向死亡的结局。

这样离弃生命的态度，让史学家史景迁感觉，白求恩真正的目的，也许远不止治疗伤病或是走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前线：他是在为他们那一代人赎罪，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冲淡这一代人的冷酷、无动于衷和追名逐利。

在自我诊断为败血症之后，白求恩淡定地迎接了自己的死亡。他把手术器材留给中国同事，毛毯留给助手，手套和英国制的皮鞋则送给了聂荣臻……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说，自己对这里的所有人都心怀感激：

“最后这两年，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有时不免感到孤寂，但我从我最敬爱的同志当中得到无比的成就感。”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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