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这个名字,法国进步作家,世界著名的反战斗士,永远像星星一样闪耀。这位法国著名的作家和音乐史专家,以其文学作品中的崇高理想和描写不同类型人物时对真理的同情和热爱,影响了世界文学史。在世界文学领域,罗曼·罗兰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于1866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小城克拉姆斯(Krams)。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写了许多世界著名的作品,包括《克里斯托夫·约翰·克立斯》、《母亲与儿子》、《贝多芬传》等。19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初,罗兰觉得世界越来越颓废,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在“英雄”的力量上。他先后撰写了著名人物的传记,如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甘地等,一般称为“名人传记”。在这些传记中,作者极力赞美他们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向往自由、主持正义的精神,赞美他们以造福人类为己任、为坚持真理和信仰、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吃苦的钢铁意志。但是,他夸大了人格的力量,错误地把托尔斯泰的博爱和甘地的不抵抗,当成了拯救世界人民、对待社会的唯一途径。

《贝多芬传》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一直被视为文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自第一次出版以来,其独特的价值让“人们仿佛找到了新的支撑点”,因此被评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30本书”之一。

《贝多芬传》主要讲述了伟大音乐家贝多芬不平凡的一生。作者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充满* * *的文字向人们描述了贝多芬的成功之路。

贝多芬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荣誉,就在于他的作品和它们独特的震撼力。

贝多芬从小就倒霉。他的父亲是个残忍的酒鬼。他剥夺了年轻的贝多芬学习、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只是强迫年幼的儿子无休止地练习钢琴和小提琴,希望他将来成为自己的摇钱树。

贝多芬度过了寒冷的童年。

从65438年到0878年,贝多芬去维也纳拜访他崇拜已久的偶像莫扎特,他的老师。莫扎特听了他的即兴表演后非常惊讶,当场对其他人说:请注意,这个男孩将震撼世界。不幸的是,在维也纳学习的时间很快就被打断了,因为他的母亲病重,很快就去世了。贝多芬失去了心中唯一的亲人,伤心欲绝。过度的悲痛让他接连患了几场大病,其中一场是天花,永远毁了他的容貌。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革命精神传遍欧洲,占据了贝多芬的内心。贝多芬的个人经历和儒家思想的成长过程决定了他世界观的形成。众所周知,贝多芬不仅又矮又丑,而且一直身患重病,后来发展成了耳聋。但这位自尊心极强的音乐人依然相信“没有人能打败我,我会扼住命运的咽喉。”

在悲惨的日子里,贝多芬从事于《谁歌唱幸福》的事业。只有音乐能让他战胜自己的痛苦,一次次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在贝多芬的创作生涯中,克服恶劣的命运和人类的平庸一直是他的主题。

《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所有作品中最深刻、最雄伟的,也凝聚了音乐家一生的心血。1924年的一天,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第一次演出,贝多亲自指挥。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众多观众面前,演出非常成功。场面热烈到几乎无法形容。演出结束时,贝多芬因为耳聋听不到雷鸣般的掌声。女歌手翁格流着泪跑上来握住他的手,帮他转过身面对观众。据说在奥地利,即使皇帝出现,按照惯例也只能享受三次掌声,但这一次,贝多芬受到了五次掌声的欢迎。这一次,是贝多芬一生中最快乐的巅峰。因为他亲自把欢乐还给人,迈出了克服人类平庸的一大步。

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他的音乐的崇高境界却让人觉得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当然,他也从前辈身上汲取了很多营养,经过消化、吸收、提高才取得成功。他既融合了维也纳古典音乐的成就,又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巴洛克时期以来的音乐精髓,因此成为音乐中的普罗米修斯,成为欧洲音乐史上举世公认的人物。贝多芬的创作之路持续了35年,为了达到完美的境界,他不断奋斗。当他进入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时,他说:“我觉得我好像只写了几首曲子。”真正的艺术家必须谦虚。

贝多芬曾经为歌德的名剧《埃格蒙特》写过舞曲,但是贝多芬不喜欢歌德在贵族面前卑躬屈膝,虽然他对歌德仍然充满崇敬。但是,傲慢的歌德始终无法原谅贝多芬当面对他的批评,对贝多芬和歌德总是冷淡甚至无情。有一次,贝多芬晚年恰好生活贫困,于是写信给歌德求助,希望他能让魏玛公爵预定他辛辛苦苦写成的《庄严弥撒》以换取稿费,但却得不到歌德的答复...

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疾和孤独。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他却为世界创造了欢乐!他用自己的苦难来塑造欢乐,就像他发誓的那样:

“快乐来自痛苦。”

罗兰的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传记被编入一整套传记的庞大计划中。这个计划每两周公布一次。罗兰还打算为马芝妮、加里波第、席勒、法国革命将军奥什、美国革命活动家托马斯·潘恩、17世纪法国著名军事工程师瓦本等写传记。他还打算出版在英国出版的法文版《米勒》,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根据他信中的一些暗示)他对这部作品不太满意。是什么原因导致罗兰放弃写他曾经承诺过的一整套传记?罗兰在1936年给美国文学理论家罗·威尔逊的一封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研究伟人的一生时,他逐渐证明,他们并不总是在各个方面被人看到或值得效仿,他们每个人都有错误和弱点。

当他从事米开朗基罗传记的创作时,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研究席勒的一生时,这一点更加清晰。(“真正的席勒,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满怀理想,从而掩盖了他的真实性格。在我看来,与歌德的性格相比,他的性格缺乏真诚、坦率和勇气……”)罗兰在从事他已经考虑过的其他传记创作时,也感到了同样的失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困难:奥什、瓦本、马芝妮的继承人拒绝阅读氏族文献,而罗兰试图做到正确可靠,依靠真实的文献。“如果他们允许我在写贝多芬的传记时阅读,那么我就可以满怀热情地写这三位活动家的传记了。然而,为时已晚。我严格要求自己,就像一个历史学家。所以《贝多芬传》这本书完成后,克利斯朵夫和安吉尔·德·利维尔的故事就成了我真正的英雄传记。”

罗兰创作的传记在写作技巧方面有其非凡的独创性。这是什么-学术作品还是艺术作品?实际上,两者都有。在每一部作品中,罗兰都使用了很多在很多方面对读者来说都是新的真实材料,几乎每一页都有脚注、引文等详细信息。在热切期望自己的作品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同时,罗兰仍然一丝不苟地遵循历史真相。为了对抗所谓“罗马化传记”的作者,罗兰避免虚构,甚至允许一点虚构。在传记小说中,借助于虚构情节的直观显现,罗兰完全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即充分利用其主人公的原诗、同时代人的校样和时代的文献。他需要这样一份文献,不是因为他可以机械地照搬教条,拘泥于细节,而只是为了让每一个伟人的画像,以他整个独特的真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罗兰对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进行了单独解读,并以小专著的形式出版了一套脍炙人口的系列丛书《艺术大师》。至于贝多芬的音乐,他后来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用去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米勒和托尔斯泰,大多是创作特写。但无论如何,罗兰在任何地方都把英雄主义的内容和伟人的道德观放在首位。这是否意味着罗兰试图恢复二十世纪理想英雄的古典观念?还是他回避了那些伟人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复杂性,描写了他们浪漫的特殊地位的光辉?在任何情况下!在《名人传》的创作中,罗兰克服了那些曾经导致叙述僵化直白,引起兴奋幻觉的文学传统,尤其是认真调节生活与生活矛盾的做法。他还克服了一些要求杰出人物与其余普通人对立的文学传统。罗兰对古典作家的遗产持批判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不能容忍他那个时代的“高乃依风格”的模仿者。同时呢?罗兰从来不希望自己的传记作品中恢复浪漫主义,也就是理想化一些杰出人物和无可指责的人物,当他完全倾向于雨果的时候。

罗兰认为伟大的艺术家是“集体力量”的表达,是大众、族群、人类的表达,因为他认为“集体力量”是自发的、完全无法用理性来理解的东西。天才艺术家的伟大,包含了天才的一切伟大。按照罗兰的观点,绝不是他有某种超人的、超凡的力量。相反,一个杰出的人;尤其是天才,应该比普通人更紧密地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他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本质,他比别人更早地预见到历史的巨变正在逼近。

早在本世纪初,罗兰就接近于这样理解杰出人物的作用,而这种理解又体现在他的传记特征中。随着他对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生平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他收集的尚未写成的其他传记的材料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些伟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他原本打算将这些伟人描述为决心和坚强性格的典范。这阻止了他继续计划的系列书籍,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在处理所选主题时的美学地位。伟人都有缺点,在走过的路上也动摇过,犯过错误。但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有时善于以痛苦的内心斗争为代价,克服弱点和动摇。

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的序言中写道:“我没有为那些高不可攀的英雄建造纪念碑。”我讨厌理想主义,因为它胆怯地回避生活中的痛苦和精神上的软弱。但是,太容易被一些花言巧语欺骗的人要记住,所有关于英雄主义的谎言都是由胆怯而生的!英雄主义是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并热爱它。"这种想法在书的结尾被重复了一遍:"我是不是应该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只是描述英雄的英雄主义,用一块布把他们扔进整个痛苦的深渊,但我做不到!“真理高于一切!我不能用谎言承诺给朋友幸福!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做这件事。我只能答应给他们真理,甚至答应以幸福为代价给他们真理,给他们勇敢的真理,用真理之刀来雕刻不朽的心灵。”这幅肖像是罗兰在本世纪初的贝多芬传记中描绘的。此外,他还修改和重新检查了他的早期工作,并提出了批评。1936年,他在从事第三本书《复活之歌》的创作时写道:“我们研究贝多芬已经30年了。在这期间,我们不仅更清楚地了解了贝多芬的一生,也了解了一个人——人的一生...现在,为了一片面包,我们不能再把贝多芬当成一个想象中的英雄,而是一个不锈钢做的倔强人物。他——和所有人,甚至英雄一样,经历了枯燥的生活,是一些不同身份的人和不同立场的人之间的战场。”生活的条件,恶劣环境的压力,让人无法摆脱内心的挣扎。“这让他的英雄主义更有价值,因为众所周知,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即使是贝多芬也无法完全摆脱他内心的矛盾。虽然他独立不羁,但有时也会奉承强者。虽然他是一个不自私的人,但在一些与出版商和剧院经理关于金钱的谈判中,他极其固执和坚决。虽然满口和谐,但他还是很以自己的贵族身份为荣。这一切怎么解释?罗兰自己回答。“让伟大的艺术家努力成为代达罗斯,给自己装上翅膀,飞向...绑在脚上?世界上的重量把他留在了地球上——这个重量就是经济奴役,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落入了人的陷阱。在那里,他为了一片面包和可恨的贫穷,和别人顽强地斗争。”

贝多芬的很多个人弱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此造成的。对他来说,有钱就意味着相对较少的依赖,所以他可以固执地为了一个铜币讨价还价。对他来说,贵族身份是避免被别人鄙视的工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因为不尊重贝多芬作为作曲家的人尊重贝多芬的贵族身份,所以当有人质疑他贵族身份的真实性时,他会大发雷霆。帝国警察对他的革命信念了如指掌。这使他一直害怕受到迫害。因此,为了避免迫害,他有时会克制自己对阿谀奉承的厌恶,在自己没有天赋的学生兼资助人鲁道夫大公面前说许多恭维话。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罗兰反复说:“天才的这些错误和失败不应该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他的伟大。这只是对时代的必然让步。的确,罗兰在这里提出的关于贝多芬人格的新观点,与他最初的“谁是谁”的想法并不矛盾,只是对这一想法进行了更为明确的修正。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艺术家痛苦的深度,同时也可以看到艺术家道德的伟大,因为艺术家善于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内心的人性,从而保护自己的创作天才免受有害影响。

我们不能不佩服米开朗基罗:他创作了许多作品——尽管障碍重重。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了“像飓风一样凶猛的强大生命力”。罗兰英雄传的诉求不是肯定痛苦,而是战胜痛苦,战胜痛苦。罗兰本人取得这场胜利并不容易。后来,他在《同伴》的介绍中写道:“...在我的《米开朗基罗传》的序言中,我用痛苦来抗议基督教的悲观主义。我非常清楚自己和他人的这种悲观情绪...因为它导致了对人类进步的否定,而反动势力与之结盟。谁反对反动势力,谁就要反对悲观主义;我心里也在与之斗争,所以这绝不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这种斗争的痕迹在《名人录》中显而易见。罗兰思想中的矛盾,与其说是他把主人公的苦难放在第一位,不如说是他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米开朗基罗传中)抽象地、历史地论证了这种苦难,并把它解释为人类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理性热情的影响。但在《名人录》中,现实地、历史地看待人,更有说服力,更有力量。罗兰传记中的每一个英雄最后都被描述成自己民族和自己时代的产物。他们每个人的痛苦经历,很大程度上不是偶然事件的影响和人性固有的气质造成的,而是社会残酷的规律造成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艺术家和大多数人一样,处于从属地位,处于被奴役的人群之中。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作为不公正的受害者和社会压迫的对象,经历了罗兰的许多艺术过程,也体现在他的英雄传记中。

“我为教皇服务,但我不得不这样做,”米开朗基罗说。"一位教皇去世,另一位教皇继承了王位。"米开朗基罗,一个自由的米开朗基罗,一生只能换一个轭到另一个轭,再换一个主人。朱利叶斯二世、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保罗三世和保罗四世——他们都先后支配了米开朗基罗的才华...最神圣最高贵的主人用各种奇怪的想法捉弄米开朗基罗,给他一些不符合他意愿的工作,强迫他画出所有以前没有完成的大型新作;诋毁他,在他身边搞阴谋,试图疏远他和同级别的画家列奥纳多、拉斐尔;用各种挑剔和威胁折磨他,处处给他设置障碍。他不得不不止一次地承认:“他花了很多精力、天赋和快乐的灵感,结果全都白费了!”折磨他的精神悲剧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这一点,而不在于自古以来人类的本性!罗兰还揭示了这场悲剧的另一面。在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书中,表现出作者高度自发的历史决定论。他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历史书上已经记载的东西——解放的、鼓舞人心的东西;但他也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宙斯内心的矛盾。罗兰和托马斯·曼在某种程度上是遥相呼应的,罗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意大利氛围。他强调了人物的善良,描述了米开朗基罗的慈善活动,报道了贝多芬对他放荡的侄子(孤儿)的感人关怀——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幼稚而多愁善感的。但罗兰认为,善良是伟大艺术家不可或缺的品质——不仅表现在崇高的志向和情怀上,也表现在平时的行为上。在一个很多欧洲知识分子都认为善于超越常人,站在善恶的彼岸是艺术家高尚美德的时代,罗兰引用了贝多芬的一句话:“除了善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的准则。”罗兰选择的正是这些伟人作为他的英雄,即罗兰可以通过赞美他们强大的、有思想的、焦虑的、热情的创作来反对他所看到的周围的庸俗艺术的伟人。在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的悲剧观上,某种程度上,罗兰是想把这些身处逆境的天才和欧洲资产阶级文艺界那些春风得意的商人、自鸣得意的工匠、阴险狡诈的人做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这方面,《名人录》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容易理解。这个矛盾,特别是不能理解这些矛盾的社会历史基础。

托尔斯泰的传记也是一部严肃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基于对托尔斯泰的艺术创作,他的信件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的详细研究。在这本书里,就像在罗兰的其他传记里一样,大量的劳动被投入,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也是一个研究者的工作。罗曼·罗兰的洞察力应该得到高度重视。在这本短小的书中,罗兰选择了真正的精华,将托尔斯泰创作个性中所有最重要的方面都呈现给了法国读者。指责罗兰在这里非常客观、不带批判地描述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是有根据的,既再现了他对自强和“博爱”的呼唤,也复制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在这一时期,罗兰不可能对托尔斯泰哲学进行批判。他对托尔斯泰的优缺点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十月革命之后。然而,在他的传记中,罗兰用艺术家的嗅觉理解了它。并试图指出托尔斯泰思想体系中的内心斗争是多么尖锐和痛苦;他还试图(包括在他对《复活》的分析和评论中)指出不抵抗邪恶的理论对天才作家的创作技巧是多么有害:“宗教式的结局不能从整本书中得出本质的结论。因此,我坚信,无论托尔斯泰如何表白,他仍然无法妥协他内心两个对立的因素:艺术家的真实和宗教信徒的真实。”艺术家的真实,也就是现实主义的问题,在罗兰的分析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早在1901年,罗兰就将托尔斯泰的“道德完美”与欧洲的“像老人一样病态”的虚伪相提并论,反复肯定俄国作家的作品“具有最大也是最难得的优势——真实性。”托尔斯泰作品的这种性质就是“无情的现实观察”,这一点在罗兰的书中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在这本书里,有一些有趣的注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对于罗兰来说,为什么托尔斯泰是比19世纪法国小说家更现实的导师?自然,无论是左拉、莫泊桑还是福楼拜,他们都善于在自己的实际观察中做到无情无义,罗兰也很清楚这一点。然而托尔斯泰的冷酷是另一种类型。他对社会罪恶的反对与艺术家对人类道德、精神和创造力的极大信任结合在一起。与福楼拜不同的是,福楼拜“认为自己的力量在于不爱他的主人公”,而托尔斯泰“通过现实主义的力量把自己体现在任何人身上”,正是因为他对人的爱,“他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罗兰反正不想这么说:好像托尔斯泰是站在原谅一切的立场上看待他所否定的人物。这一点在关于《揭露者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与社会偏见的斗争》的散文中很有分量。但是...罗兰坚信,托尔斯泰作品中暴露和否定的吸引力——远远优于他同时代的法国现实主义者——与对正面人物优秀品质的探索有关。托尔斯泰的探索,无论多么天真和简单,都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甚至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他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否定。托尔斯泰的批评一直具有创作价值。他试图重建它。在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中,罗兰不仅高度评价了他的社会洞察力,还高度评价了他对人类人道主义的感人态度,这是他创新心理描写的基础。在托尔斯泰的传记中,罗兰并不打算找出一些历史原因,即俄罗斯现实主义,尤其是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获得了世界意义。俄罗斯文学与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文艺作品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这些都是罗兰当时并不清楚的。但他的书中也有一些正确的猜想:人民对压迫者的愤怒与日俱增,这影响了托尔斯泰,培养了他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随着新世纪的开始,革命无处不在,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浪潮在人民中蔓延,同时激起了成千上万被压迫的人民。托尔斯泰,这支令人生畏的可怜军队的先锋,不可能从他自己的贾斯那亚·博利亚纳窗口看到它;人民灾难不断,躁动与日俱增。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托尔斯泰违背了自己的理论,“高呼要向刽子手复仇”。罗兰以敏锐的眼光指出了托尔斯泰人民性的另一面:一个艺术家非常注重民间创作、丰富的民间语言和劳动农民的思维方式。“大师托尔斯泰是不受任何文学程式化束缚的,所以他应该特别热衷于理解人的思想和语言的整体美。他习惯了远离城市,生活在农民中间,对人的思维特点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托尔斯泰的语言和描写手法要归功于人民;他的很多灵感也应该归功于人民。”在众多描述托尔斯泰的法国作家中,大概没有人能像罗兰一样清晰地感受到他创作技巧的这一极其重要的方面。显然,罗曼·罗兰是根据自己的创造性探索来评价和理解托尔斯泰性格的真正价值的。从事《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探索丰富小说的新形式,都启发他尽力去理解托尔斯泰的写作技巧在历史小说中的意义。他不仅清晰地感受到了《战争与和平》艺术结构的创新,也感受到了这种创新与俄罗斯现实和托尔斯泰人生经历的联系。“智者节* * *太吸引他了,他从一部描写人物个人命运的小说,变成了一部群众和千百万人的意志在起作用的小说。托尔斯泰曾在塞瓦斯托波尔看到各种悲剧事件,这有助于他理解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及其长期的经历。罗兰说,在《战争与和平》中,“我会感受到历史有节奏的、可怕的步伐,眼前会出现一个整体,这里的一切都彼此紧密相关...在小说的原始结局中,“生命的延续和死后复活的永恒”的印象...未来的英雄,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在意料之中,逝者的音容笑貌在意料之中。托尔斯泰史诗小说的这些鲜明特征早在他大学时代就吸引了罗兰,鼓励他如果不模仿它们就去竞争...《托尔斯泰传》也与罗曼·罗兰的创作探索紧密相连。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阐述了俄罗斯伟大艺术家的审美观。